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在《贞元六书》之《新理学》一书中对其做哲学方式的一种概括和总结，“照着讲”指的是照着朱熹的原义讲，“接着讲”指的是接着朱熹，建立一种新理学的体系。“新逻辑”和“旧逻辑”的区分则是西方在12世纪下半叶做出的，它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三段式演绎的“旧逻辑”而言的新的逻辑体系，“新逻辑”体系包含了指代、称谓、周延、限制、例解、扩展六个要素。 [阅读原文]
安启念指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现实的唯物主义、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唯物主义，这是新唯物主义的四个基本要点。 人、自然、社会，在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上相互作用、协同进化，在我们的面前形成了一副无比宏大的总体性的画图，而这幅宏大画图只有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才能够解释。 [阅读原文]
首先，“观其德义”与经典诠释的问题，《周易》本为筮占之书，孔子却借其贯通天地人，并立足于人，下学上达，讲出宇宙人生的大道理，这是经典诠释史上的一个壮举。对周公思想的扬弃，对老子思想的超越，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革命。其次，“下学上达”的宇宙论背景，指出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目的不在于研究宇宙，而在于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孔子透过“观其德义”开显《周易》的解释空间与此有关。 [阅读原文]
姚新中指出，古今中西的伦理学对“自我”的研究有所不同，不过，两种自我观并非截然分离，当代伦理学中也呈现出统合两种自我观的倾向，如社群主义、儒家德性论、道德心理学、应用伦理学，等等。 没有自我以及对自我的意识和反思就没有哲学，道德心理学与实验伦理学都是基于“自我”这一基石之上；自我性与道德是难分的；们通过文明互鉴，通过自我观的确立和共识，实现不同自我观的良性互动，达成共识，以确保人类的自我得以真正地实现。 [阅读原文]
思想起源于问题，概念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被制造出来的，问题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因此，赵汀阳强调，那些具有本源性的问题一定可以递归到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因为所有的根本问题都涉及生活形式和结构，是无可回避的，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以永远在场。
赵汀阳寻找了另一条路径，就是以问题为核心的路径。这是一条递归（recursive）的路径，是一种思想的“逆运算”，可以保证思想回溯到本源问题。问题来自事情，只有问题能够把所有事情链接在一起。赵汀阳把能够形成这种本源问题的那些事件称之为“存在论事件（ontological events）”，并进而指出要寻找存在论事件和本源问题，需要有方法。 [阅读原文]
中国古人基于自身的视野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家国天下观”。传统儒家则通过对众多史实与经典的理论发明来进行论证。《诗经?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句即表明了家国天下同构的观念，但这一观念实际上已不适用于《礼运》的时代。 [阅读原文]
重新提出“哲学有未来吗”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这是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规定。长久以来，我们误认为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但这是对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史”命题的误读，是哲学史属于哲学，而不是把哲学等同为哲学史。因此，这就引出第二点，未来哲学是对哲学史的哲学反思。第三，未来哲学是从未来出发对哲学性质的重新理解，以往的哲学都是“回溯式的”，但从哲学性质上看，哲学应当是“预言式的”。 [阅读原文]
第一，在西方哲学发展的两千多年中，否定性思维是推动哲学不断前行、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自觉，没有否定，就没有肯定。从积极意义上讲，否定不是一味地摧毁，而是不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的过程，是为哲学范式的转换、哲学自身的建构和发展创造条件。第二，将这种以否定性思维为核心的哲学理论推向人类活动的实践领域，是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显现，它为人类解放思想、打破一切陈规陋习的束缚奠定理论基础，更为人类社会进步指明方向。 [阅读原文]
选择“时代的理解和把握”这个题目，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不能离开时代。二是现实的背景。从现实情况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历史时代。要顺利推进我国的社会发展，必须对时代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然后才能作出相应的“谋划”。而要对时代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必须增强时代意识、确立正确的方法论。 [阅读原文]
人就在这种超越、立体的关系中实现人我之间通达的道德的价值，这就是上达。儒家通过旁通而上达的方式，把上达这一极贯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了超越的价值和意义。李景林指出，这一点是儒家实现自身价值、达到形而上学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表现了儒家价值系统的特点。 [阅读原文]
陈波认为大学（包括哲学院系）有两个身份，即学术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作为教育机构，哲学院需要传授知识、传承文明、培养人才，因此优秀的本科生课程是重要的、可靠的哲学史讲授和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哲学院并不仅仅是个教育机构，它还是一个研究机构，这就要求哲学院承担起创造思想、生产知识、促进文明发展进步的作用。 [阅读原文]
张学智具体阐述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坎陷”一词出自《易经》中的坎卦，意含“从高处跌落下来”，而所谓“良知坎陷”是指在王阳明的良知中，道德理性是根本的、基础的、占上位的精神要素；其余精神因素则是辅从的，是在道德理性统领下对它的填充、丰富，所以坎陷不是平列的两种要素的转换，而是良知从高位上落下来，退让一步，让本已包含的知识理性开显出来。 [阅读原文]
陈少明谈到，要理解庄子的梦，需要把它置于前诸子时代深厚的梦文化背景来考察，并对占梦、究梦、思梦、观梦等说梦现象进行区别：如果说，占梦说是通过占想沟通神人，究梦说循自然，思梦说讲道德，那庄子的说梦就是观人生。无论是蝴蝶梦还是髑髅梦，都没有道德含义，儒家人士心目中的正邪之分，根本就不是庄子关心的问题。此观为以道观物之观。以道观物，所观之结果依然是道。 [阅读原文]
姚大志全面地阐述了“本源的实践概念”。关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发端于古希腊，而由康德发扬光大。理论哲学关心的是解释世界，解释世界的关键是真理；实践哲学关心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关键是价值。 每个人的实践理性当中都存在着一些关于人的信念、道德信念和政治信念，这些信念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必须将它们实现出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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