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当代展开方面，康德道德哲学、黑格尔体系的内在结构、康德至谢林的美学与目的论为与会专家广泛关心的问题。

　　一、阐释康德道德哲学的多重路径

　　康德道德哲学长期被贴上形式主义、理性主义、外在主义或严格义务论的标签，但本次会议的多场报告显示，这一图景正在从元伦理学、思想史、义务论内部和当代论争等不同层面重塑。

　　厦门大学张会永指出，康德的道德内在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性内在主义，同时是一种质料内在主义：它既意味着对自由、法则、善、义务等的实在论承诺，不停留于纯粹形式层面；也意味着康德所提供的道德理由具有实质内容而非纯粹程序要求，其中包含将理性本性作为客观目的的价值承诺。东南大学卞绍斌指出，康德长期以鲍姆加登的伦理学教科书为授课底本，康德关于义务、强制、自由与内在自由等诸多关键论断，是在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完善论的批评与澄清中形成的，这一研究在思想史层面削弱了康德伦理学只强调形式法则的简化理解。湖南师范大学王大封通过讨论《道德形而上学》指出，康德将义务体系分为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后者守护内在自由；对他人的德性义务又有爱与敬重两个环节。

　　多位学者展开这一线索的细部。有学者追溯康德定言命令“人性公式”的思想渊源，显示出鲍姆加登将“完善你自己”确立为道德实践的终极目的，但在存在论层面仍依赖“最完满的上帝”的外在保证，因而无法摆脱质料性他律的困境。康德的革命性在于，他通过对“目的”概念的先验重构，将“目的”从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价值秩序转化为理性存在者自身的自我立法根据。由此，道德的基础从本体论的完善等级秩序转向了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也有学者从康德义务论入手指出，“对自己的义务”在概念上蕴含矛盾：当义务的承担者与赋予者是同一主体时，义务主体似乎可以随时自行解除义务；当主体违反对自己的义务时，也不存在独立的第三方来实施道德问责。康德的回应关键在于区分人身上的双重存在结构：人同时作为感官存在者与理性存在者而实存。

　　康德实践哲学的外延同样得到拓展。华中科技大学罗正东把“希望之问”从道德实践论域拓展到认识论内部，指出灵魂、宇宙、上帝三大理念虽被禁止作超验使用，却具有不可化约的调节性功能，为认识活动提供“想象的焦点”，使理性的系统化趋向获得合法的规范性指引。武汉大学王咏诗则以康德与赫尔德之争为线索，揭示先验人性概念与历史主义人性理解之间的范式竞争，并指出赫尔德的人类学构想实际上更直接地塑造了德意志人类学与诠释学传统的基本范式。

　　二、黑格尔思想的当代论题

　　黑格尔哲学近年有复兴之象，多位与会学者分别从实体概念过渡、存在与本质的张力、对康德本体论证明批判的再批判等切口重思黑格尔哲学的当代发展。

　　同济大学荆晶主张黑格尔早期思想具有明确的进展性，他提出“爱—生命—精神”的演进脉络，认为黑格尔早期辩证法呈现“原初统一—分裂—新统一—再分裂—更新统一”的发展模式。精神作为整体，其部分或环节是有机全体的自我显现，体现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统一。江西师范大学胡传顺则围绕黑格尔哲学中灵魂、世界与上帝三个实体概念的辩证过渡展开。他指出，这一过渡的核心差异在于从传统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的转化；黑格尔并未完全抛弃传统实体观，而是将其作为辩证过渡的环节。

　　多位学者对康德、黑格尔的“存在”概念进行重释。有学者指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并非感性层面的具体事物，而是从感性世界中抽象出的形式规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本质先于存在，存在作为思维抽象不包含具体内容，仅具形式规定性；另一方面，这种抽象的存在具有能动性，为具体内容在现实中的展开提供了逻辑前提，表现出本质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也有学者通过再审康德与黑格尔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上的根本分歧，指出康黑之争是基于二元论立场的预设之争，应置回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中理解。

　　在法哲学与精神现象学方面，有学者聚焦《法哲学原理》中同业公会作为市民社会“第二个伦理根源”的枢纽地位，指出同业公会作为“具体的普遍性”的伦理实体，通过技能培训、经济调控和互助保障，既化解劳动机械化与无序市场竞争导致的异化困境，又防止“贱民”现象的生成。还有学者分析了黑格尔城邦与家庭的二元结构、安提戈涅悲剧所揭示的城邦对个别性既压制又依赖的矛盾，以及性别策略与类属策略在解释伦理世界自然性时的得失。另有学者以黑格尔对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的分析为入口，指出现代犬儒主义并非个人道德缺陷，而是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中介的必然产物；小拉摩的困境在于任何特定角色均无真实价值，唯有演戏本身才是真实，言说分裂状态本身就是行动方式。

　　三、美学与目的论

　　多位学者的报告从康德美学的主体性框架出发，经由海德格尔的批判，延伸至谢林的艺术哲学与自然目的论，呈现出“理性与价值”在审美经验中的另一种表达。

　　苏州大学李红霞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批评康德仍囿于主体性框架：先验想象力与图式论虽已触及时间性，却未能追问存在者如何存在，美与艺术因而被理解为主体的判断，而非存在真理的显现。由此，美学从主体美学转向存在论美学，自由也被重新规定为存在境域中的存在。报告同时强调，批判康德并非宣告其美学过时；康德对艺术本质与边界的界定，恰是今天反思消费主义、技术主义乃至人工智能艺术的重要资源。

　　有学者从谢林《艺术哲学》中的“幻想”概念入手，追问使对象仿佛在场的能力如何以实在的方式直观诸神世界。在康德那里幻想只是感性图像，不能保证对象的实在性；谢林则把幻想抬升为绝对世界显现的条件。也有学者指出，早期谢林对康德评价极高，并接受康德的关键区分——对一物作目的论解释，并不告诉我们它的真实起源；康德把二律背反归为调节性与构成性的混淆，谢林则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引入“产物”与“生产活动”，使合目的与不合目的可由自我意识生产的不同历史阶段说明，因而不构成真正的二律背反。还有学者通过讨论谢林的艺术哲学在1800—1803年间的转变，分析艺术哲学中创作主体的转移。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认为绝对者才是真正的主体，艺术家被动地成为绝对者的工具和机能；到《艺术哲学》，人的被动性论述消失，艺术家需要自觉锻炼能力，从自身生发绝对者的力量，绝对者只是间接原因。报告把这一转移追溯到形而上学模式：前者采用“限制自身、分割自身”的生产模式，后者采用“内化塑造”，绝对者在特殊者中完满再现而不损失内容，特殊者本身即另一个绝对者。由此，人的自由从“让绝对者通过我行动”变为“我作为绝对者去行动”。

　　本次大会报告中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问题的关注，强调重审“理性和价值”在逻辑建构、审美与目的论等多方面问题，其视野从传统哲学体系内部的理论探讨，逐步推广到为当代现实反思提供思想资源，成为“理性如何不沦为工具、价值如何不陷于虚无”的重要依托。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金天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