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在现象学、技术哲学、实践哲学与跨传统对话的方面，人工智能与德国哲学的关系、现象学与康德批判哲学的关系、实践哲学与当代议题、英美世界中的德国哲学等问题，把“理性与价值”的问题推进到经验重建与判断力立法的层面。

　　一、人工智能与德国哲学的回应

　　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以《我与AI的缘分》为题，探讨马克思异化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用性。他指出，马克思提出的“异化”理论同样适用于理解当下的AI与人的关系：人创造的技术一旦成熟，可能反过来否定人、控制人；19世纪大机器生产曾排挤工人，如今AI也可能削弱人的判断力、创造力和自我超越能力。邓晓芒以自身经历说明AI的局限，并强调AI不应取代人的决定权，更不能让人变成依赖机器的“温室花朵”；网络信息可作为观察社会心态的窗口，但不应被其裹挟，人类应保持批判意识，发挥创造力，使AI成为扩展可能性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宰人类。

　　清华大学黄裕生则指出AI基于逻辑、语言生成、线性建模与概率四大原理运行，形式化智能速度远超人类，但欲望、体验、直觉、决断等高级智能无法完整程序化，AI不可能替代人类整体智能。依据哥德尔不完备定理，AI的原理体系依赖外部设定，永远只是执行主体而非行动主体，不能自主立法与承担责任。真正的自我意识需包含否定性区分与内在时间结构，AI不具备这一结构，故不可能拥有自我意识。针对AI情感替代现象，黄裕生警示，单向度情绪价值缺乏人格间的相互承认，可能侵蚀爱情、友谊与亲情的基础，甚至导致人类情感在社会中消失。

　　两场报告共同构成德国哲学对技术理性扩张的正面回应。

　　二、现象学与技术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张廷国指出，经验概念贯穿西方哲学史，诸多争论都与对经验概念理解的分歧直接相关。他梳理了亚里士多德、近代经验论及康德、黑格尔关于经验概念的思想脉络，指出唯有回到前谓词经验与原初生活世界，方能重建经验世界，凸显了胡塞尔重建第一哲学的当代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立群指出，主流意见认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对心理主义的反驳是成功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其批判并不彻底。他主张，康德和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基本反对方向正确，但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人类心理的关键特征恰恰在于对语词语言的使用，因而混淆了“语词的内涵”与“心理活动”两个在逻辑上必须严格区分的层面。

　　清华大学范大邯指出，判断力同样拥有先天法则，康德将其表述为“自然的主观合目的性原则”，但这一原则及其演绎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纯粹知性立法的关系，或可视为知性立法之外平行的另一条法则，亦可解读为康德转向德国唯心论思辨哲学的标志。他的报告与张廷国的现象学报告形成呼应：无论是胡塞尔的前谓词经验，还是康德的判断力原则，都是在为经验世界的统一性寻找更深层的合法性根据。

　　还有学者连接现象学与技术哲学，指出斯蒂格勒发现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呈现出对作为书写和文字的“语言的肉身”的高度重视：文字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在记录工具，而是作为一种记忆技术，对几何学理念对象的客观性和跨代际可传承性具有根本的构成功能。另有学者从休谟的“知觉束说”出发，指出康德的先验统觉概念为走出休谟困境提供了关键出路：凡能够成为“我的表象”的内容，其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在于它必须能够被统摄于同一个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之中。

　　三、实践哲学的当代视域

　　实践哲学是本次年会最为集中的论域之一，与会学者共同追问：规范性的来源何在，其限度又在哪里。

　　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教育研究中常被直接套用，却少有人反思教育领域是否适用交往行为理论，德国教化传统的意识形态背景应当得到批判。也有学者把哈贝马斯文化认同理论的“后民族结构”从政治法律方案拉回文化哲学维度，指出没有文化主体性，跨文化认同就没有参与者；没有跨文化认同，主体性又会退入自说自话。

　　在康德主义实践哲学领域，多场报告围绕“应当蕴含能够”原则展开交锋。有学者指出康德直接使用该原则，却从未给出独立论证。另有学者主张至善义务即“配享幸福”，即不断完善德性、接近神圣性，德性完善本属理性存在者的“本能够”。还有学者借叔本华意志否定学说作方法论参照，指出意志内部有创生与毁灭的对立，其现实化的中介是理性；回到康德，广义意志官能内部分出立法的意志与执行的任性，恶不在于受偏好影响，而在于任性把偏爱置于法则之上的准则纳入最高根据。

　　本次大会的报告显示出，当代实践哲学不再局限于道德法则的证成，而是扩展到教育、文化认同、希望、惩罚、伦理实体与人类学起源等广阔领域，构成了一幅“理性如何嵌入价值生活”的当代问题视野。

　　四、德国哲学与跨传统对话

　　本次年会的报告显示出，当代德国哲学研究不局限于欧陆传统，已经主动与分析哲学乃至中国思想展开跨传统对话。

　　山西大学江怡指出，20世纪分析哲学与德国哲学、欧陆哲学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前者强调逻辑分析、概念澄清与论证严格性，后者则关注主体性、历史性、现象学与社会实践。然而，当代哲学正在转向问题导向而非地域划分，德国哲学正从哲学史素材重新成为解决当代哲学问题的理论资源。英美哲学界日益兴起“分析的德国观念论”研究倾向，这是用分析哲学的概念澄清和逻辑论证方法，重新发现康德、黑格尔等德国观念论当代价值的研究趋势。江怡将“分析的德国观念论”的核心观点概括为四个关键词：规范性、社会实践、概念结构与理由空间。德国哲学思想在英美哲学界的复兴重新定义了德国哲学的当代身份，它不只是哲学的历史素材，而是问题导向的跨传统哲学对话中不可替代的理论伙伴。

　　湖北大学徐弢把弗雷格的思想理论从分析哲学史中抽出，讨论其“客观的非现实”性质与主体把握思想的非因果路径，与现象学的意向性分析形成对照。另有学者讨论曼弗雷德·弗兰克对德国观念论主体哲学的存在论—诠释学重构，把自身意识与个体化主体问题带入当代争论。还有学者比较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指出二人克服唯我论的共同方向可归结为对规范性的阐释。

　　也有学者致力于把德国哲学与中国思想连接起来，尝试以康德假言命令处理《人间世》中的“事亲”“事君”，并以“自事其心”与康德自我立法相结合，展现了德国哲学与中国思想对话的可能路径。还有学者指出，黑格尔“中国无历史”论应理解为“尚未”而非永远没有，该论断既具体系内的必然性，也暴露出以19世纪日耳曼世界为成熟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局限。

　　本次大会报告的多样性显示出，德国哲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经典文本的精细解读，更在于它能够与不同传统、不同学科、不同现实问题发生碰撞。分析哲学的方法、技术哲学的现实批判、中国思想的伦理智慧，都在与德国哲学的对话中激发出新的问题意识。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金天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