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吴楠 通讯员丁逸琪）10月15日，“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学术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多学科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文明研究范式转型、亚洲文明学术话语构建、跨文化对话的当代路径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如何回应文明交流现实需求、促进学科融合发展等问题。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黄华新主持，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孙英刚担任论坛主持人。

　　回望历史实践 辨析文明互鉴内在逻辑

　　展望未来不能不回顾历史，而古代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线索清晰、有迹可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以“中日政治文化传统的异同浅谈”为题作主旨演讲。他援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东亚世界与日本》的研究，提出隋唐时期日本自中国习得四大核心文化要素，并由此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汉字是其书写与文化传播的基础载体，日本早期的历史记录均以汉字书写；律令制是中国的国家管理体制，日本依据唐代律令建立自身的律令体系并加以运用。他表示，唐朝以其开放与大度，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使用汉字的“汉字文化圈”，这是数千年间东亚世界运行与联络的基本格局。他提出，古代中国经由上述几个方面，对日本及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而全面的影响，所形成的稳固的汉字文化圈，是构建区域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础。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以“‘中国式现代化’对‘亚洲文明’建设的贡献”为题作报告，他提出“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观察文明现象的哲学视域，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从价值论上肯定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内在价值；二是不否定文明之间的差异乃至矛盾，不把人类文明多样性压缩在线性的进步与落后的时间之轴上；三是借用“以道观之”的整全视角，具体分析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形态的内在价值，把合乎人性要求的内容都看作文明的要素加以吸收。在回顾中国古典文明对亚洲的贡献时，他提出，以汉字为书面语形式的儒家文化圈推动了东亚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并通过丝绸之路把造纸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传入西亚；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则促进了亚洲经济发展与文明程度的提高。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目标与方法时，他辨析了“亚洲”一词的含义，阐述了“文明亚洲”的三层意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俊以“真实与愿景：文明互鉴的辩证运动”为题作主旨演讲。他提出，“文明互鉴”意在为充满冲突的全球化时代提供建设性方案，回应长期占主流的“文明冲突论”。他援引汤因比《历史研究》提出，文明演进有纵向自身传统积累与横向文明间关系两个维度，后者大体呈现为“挑战与回应”模式。历史中的文明形态往往以不同形式展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揭示了其中的一面：受资源限制，人类文明为维系自身而争夺资源。但历史又以吊诡方式展开：文明兴衰的关键往往在于对异族文明的主动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如大蒙古国吸纳波斯官僚制度、中原农耕文明与阿拉伯数学体系而成为“文明熔炉”。可见，精神形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正是愿景的引导性力量，构成文明互鉴的深层机制。当代语境下，这一引导力有三个方向：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改变了文明冲突的成本计算；数字技术重塑文明交流的底层逻辑，算法“信息茧房”与区块链去中心化形成新张力；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倒逼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他最后表示，文明互鉴有望从亨廷顿式的“文明优越论”转向“文明生态论”，既避免乌托邦化的浪漫想象，又防止陷入历史决定论。

　　汇聚多科智慧 创新文明研究阐释范式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桂兵的报告题目是“文明交流视域下汉唐墓葬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新趋势”。他提出，研究汉唐文明交流互鉴，墓葬考古遗存具有重要性，并以面向深蓝大海的两广汉墓——广西合浦寮尾汉末三国墓葬以及百济武宁王陵等为例加以说明。报告围绕三个趋势展开：其一，汉唐墓葬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趋势；其二，探寻丧、葬、祭墓葬遗迹以及丧葬礼俗的过程；其三，聚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汉唐墓葬考古。他以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中的上海青浦区白鹤镇青龙镇遗址为例，说明唐宋时期墓葬、市镇遗址、河流湖岸遗址调查规划及隆平寺塔基等相关遗迹所勾勒的上海早期港口面貌与区域海上丝绸之路，并介绍了海昏侯墓园、福建泉州安溪下草铺冶铁遗址、青海尕日塘石刻等材料。他提出，当下科技考古已较大地助推了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也对汉唐墓葬考古提出新要求，而如何加强检测分析结果与历史考古学研究问题及历史逻辑的联系，是历史时期考古中运用科技考古的迫切问题。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梁永佳作题为“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话语建构”的主旨演讲，提出“以中释外”的主张，即用华夏文明的原创思想考察域外社会。他提出，普遍性理论的实质在于提出跨越地域的洞见，而既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过观察到极小部分的经验事实。欧美社会科学是一个带着自身价值预设、“以西释外”的体系，其创新之道不在于更细致地观察经验世界，而在于回到希腊罗马认识域。梁永佳提出“文明即互鉴”的概念：欧美文明借由回到希腊罗马认识域实现赓续，构成一种中性的西方中心主义。最后，他把“以中释外”定位为“作为文化释译的社会科学”，与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文化翻译、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杜蒙的隐含比较以及费孝通倡言的“文明借鉴”相衔接，认为应当互相补充而非简单取代、经验研究而非空谈理论、国际对话而非自说自话，从而真正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宗树人（David A.Palmer）发表题为“天与地之间的文明演变”的主旨演讲。他提出，文明并非静态的实体，而是在作为理想秩序的“天”与代表具体的历史文化土壤的“地”的持续张力中，通过“人”的行动与调和而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他由当前文明研究的一个现象切入：面向过去的讨论多围绕某一具体文明体系、偏重精神层面，面向未来的讨论则集中于人工智能、高科技等物质与技术层面。他认为，这种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割有其局限，因而从中国思想的“天地人三才”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个可跨文化对话的分析框架。他提出，天与地并非彼此对立的两个本体，而是同一本体不可分割的维度，人正是天气与地气交会的产物。基于这一框架，他对“文明”作了关键区分：复数的文明指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具体而多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单数的文明则是一种超越地域差异、共通的道德理想与精神追求。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每一个复数文明都在努力通向那个单数文明，文明的演变本质上就是多元传统在互动中不断接近普遍理想的过程。他最终指向一种文明的实践伦理：在尊重多元“地”之差异的同时，以“人”的主动调和追寻“天”之共通理想，从而在文明的张力中孕育和平与共生的可能。

　　本次论坛是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推出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据介绍，研究院将始终坚持“学科会聚、开放共享”的建设思路，充分整合浙江大学校内外学术力量，以多学科协同与国际交流合作为路径，汇聚学者智慧，共同探索亚洲文明研究的新范式、新思路，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更多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