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9日至20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哲学的当代使命”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学者围绕数智时代的哲学、理解与正义，认识论、科学哲学与哲学进步，中国思想及其现代转化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数智时代的哲学、理解与正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的交往、意识、劳动与身体。与会者围绕“数智时代的哲学使命”“人的主体地位与社会规范的根据”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李佃来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为技术作注脚，而是守护形而上学、维护主体性、探讨规范之重构：在观念多元的时代刨根问底地追问人类究竟需要什么，避免人的主体性消解于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并回应人工智能大规模取代人类劳动时资源、收入与机会如何公正分配的问题。

　　就规范重构而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葛四友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动摇以就业和贡献为基础的分配观念，分配正义应从生产资格转向平等成员身份，从财富分配上溯到技术遗产与控制权，从商品红利转向时间红利；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正义还须追问谁有资格分享、分享什么以及由谁决定。

　　谈到人类主体性问题，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以DeepMind团队的“哈贝马斯机器”为例指出，这一机器虽能高效地在分歧者之间寻找共同基础，却有悖于商谈民主关于参与者亲自进行视角采择的核心理念。他把人工智能用于交往的效果区分为减负、增强与替代三种，强调在信息到法律之间，始终存在人类从第一人称立场作出判断并承担责任这一不可取消的环节。

　　人工智能能否拥有意识？这一提问方式本身是否恰当？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周理乾通过自然化皮尔士符号学，将现象意识解释为对神经系统偏离稳态的指示表征，将思考与语言等反思意识解释为规约表征，认为可设想论证与解释鸿沟不过是规约表征能力所产生的“符号幻觉”，由此表明大语言模型不可能拥有意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分析》常务主编成素梅则认为，追问人工智能有无意识的讨论陷入了本质主义困境，应转向后本质主义范式，在人机交互场域中重新界定主体、语义与责任，使伦理学从规范转向设计，追问人与人工智能如何共同成为主体、共同承担、共同生成意义。

　　回到人的身体与人性本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从荀子与青年马克思的人性论出发，将使用工具与合作视为人的类本质，并追问基因编辑、寿命延长与高仿真人形机器人是否会使这一类本质发生变异，人类又能否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自身创造带来的问题。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玲则进一步考察了科技延寿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她指出，超人类主义视科技延寿为实现更长久健康生活的必然路径，生物保守主义则强调人类生命周期有其固有价值，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面对技术和生命尊严，不仅追问技术“能不能做”，更要回答“为何而做”“应做到何种程度”。

　　上述讨论表明，数智时代的哲学既要为人的判断与责任保留位置，也要为技术变革之后的社会规范与生命技术的边界重新寻找根据。

　　二、认识论、科学哲学与哲学进步

　　前沿物理学日益远离经验，对建立在经验论传统之上的科学哲学构成了何种挑战？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如何重建？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高策指出，量子论历经量子力学、量子场论与量子引力三个阶段，越趋近普朗克尺度，数学越成为本体的组成部分，科学也越趋近于哲学。哲学基本问题从讨论“是否实在”转到讨论“实在的内涵”，本体、认识与方法由分立走向融合，时空观从“时空是什么”转向“时空如何涌现”。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程瑞进一步聚焦弦论，认为弦论科学性之争源于传统科学哲学与前沿物理的“范式错位”，需要修正的不是弦论，而是经验优先、语言优先、实体优先的传统叙事。

　　与之相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贺念从哲学角度考察了数学尺度的潜在危机。他以“尺度”为枢纽，梳理柏拉图以几何学奠定把握真理的基础、海德格尔以包含艺术与造物两个维度的“诗意尺度”对抗数学尺度统治的思想对峙，并探讨了这一对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意义。

　　在认识论层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以“实践转向”为出发点，质疑沉思传统、命题导向的知识观与认知主义，提出以理论、实践、制作“大三项”和亲知、能力之知、命题性知识“小三项”为经纬的概念框架，致力于建构“厚实认识论”，推动知行哲学走向当代形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波则讨论了一个重要的元哲学问题：哲学是否在进步？他重申哲学是以真理为导向、与科学具有连续性的认知事业，批判了怀疑论把进步等同于获得确定真理、把共识当作真理标识、只以硬科学作为参照的错误预设，认为一项成就只要更好地增进人类对世界的真正理解，且为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即构成哲学进步。由此，他提出真理导向的温和多元论评价框架，论证哲学确有进步，惟其形态异于自然科学的进步。

　　上述讨论从科学前沿、认识论与元哲学三个层面表明，哲学在回应科学变革的同时，也在反思自身的知识形态与评价标准。

　　三、中国思想及其现代转化

　　中国思想资源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转化？与会学者从先秦的字词与概念出发，经由文化共识的建构，最终落脚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陈建洪借助白川静的文字学研究，揭示“方”字源于在与异族的边界上枭首咒禁的仪式，进而衍生出流放罪犯以祓除邪灵的法律意义。庄子所说的方内是礼法秩序，游方之外则是对礼法界限的突破，“方”应是理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一把钥匙。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巍同样从字词切入，展示了借助智能体从先秦典籍中提取否定句并经人工复核的研究。他发现，“非”在早期中国未真正发展出类属否定的语义。与西方以谓述为中心不同，中国古人的否定本质上是对“某处没有某物”的空间感知，并由此引出“无”这一最具标示性的抽象概念。

　　从古典概念转向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志宏探讨了文化共识何以可能。他指出，思维兼具特殊性与共性，这决定了文化观念差异与同质并存。面对文化冲突，应在共同价值的倡导下坚持文化主体平等，在交流互鉴中达成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共识。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进一步在中国式现代化中阐发“和”的文化精神。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的视野中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认为其兼具现代化的普遍性与民族的主体性，阴阳平衡、天人和谐、包容大同等传统资源可使其既不陷入民族主义的孤立，也不走殖民主义老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可则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回应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他指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将东方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现代化统一于世界历史进程，以社会革命与发展生产力为双重主题，揭示了落后国家走特殊道路的一般方法论原则。

　　从字词考释到文化共识，再到现代化道路，这些研究表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化既需要回到传统概念的源头，也需要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哲学的当代使命”这一主题，在若干根本问题上形成了深层呼应：数智时代人的主体性与责任如何安放，中国思想资源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转化，知识、科学与哲学自身又如何进步。哲学不提供现成答案，却赋予人们直面问题的勇气与深度。此次研讨会以扎实的学术对话回应了时代之问，也为数智时代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思想路径。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彭文楷/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