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兴科技的强势加持下，人类面临着这样一个历史境遇——符号脱离了现实指涉，开始进行纯粹的自我指涉。符号由此升级为拟像。拟像不再如实地反映现实，甚至也不再扭曲地反映现实，而是拟像先于现实、生成现实。通过自我增殖，拟像甚至建构起无数“比真还真”的场域。根据不同的场景，我们称之为“赛博空间”“社交平台”“消费社会”“大数据模型”或者“元宇宙”……

　　何谓拟像时代？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拟像的展布无远弗届，并逐步体现为人与世界关系的流量化、人与他者关系的虚拟化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焦虑化。这意味着现代人正生活在一个由媒介、算法和资本共同编程的拟像境域中。我们与世界的关联、同他人的纽带、对自我的确证，都不可避免地经由拟像予以重塑，而这也正在令人的生命变得苍白与干瘪。

　　与此同时，拟像时代的降临还造成了至少三个层面的哲学后果。

　　从存在论上看，拟像时代宣告了传统哲学中“实在”的消失，代之以一个由符号和模型所建构的拟像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真实地基的摇晃”，无数建基其上的哲学问题变得摇摇欲坠。比方说，现象学中“回到事物本身”这一命题。如何定义事物本身？人们所感知到的那个“事物本身”是否早已是被超真实浸透的文化拟像？如此，我们还能进行纯粹直观吗？

　　从认识论上看，拟像时代导致了传统认识论的危机。人们总是处于不断对“真”与“不真”进行甄别的“认识论眩晕”当中。在认识活动里，主体与客体都变得不甚可靠——主体需要面对感知被技术劫持、主体性被客体逻辑支配的事实；客体则面临着被拟像取代的虚拟化和虚幻化倾向。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人们每接触一段新的信息都要先判断它是否为真，甚至还得追究信息背后的底层逻辑和权力意图的时候，这种普遍的怀疑很大程度上会侵蚀人们认知的根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信任的达成和社会共识的基础。

　　从价值论上看，拟像时代造成了传统价值在超真实场域中的扁平化和内爆。现代人正生活在某种“意义的通货膨胀”当中。到处都是意义的人为镶嵌，在一切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都有意义被制造出来。因为在信息爆炸、物质丰裕的当下，我们的欲望只能借由“意义”唤起。但也恰是由于意义无所不在，而使它急速贬值——到处都是意义，所以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哲学——这只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有必要在拟像时代重拾人文主义的理论武器，再次追问人的精神安顿与价值实现何以可能，并且对“何为幸福美好生活？”这一时代命题作出回应。

　　值此目迷五色、亦幻亦真之际，为避免人被算法、信息和图像吞没，哲学家依然肩负着“牛虻”的使命，刺痛时代，警醒世人。居伊•德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景观”殖民，寄希望于“情境建构”的革命实践。齐泽克提醒人们直面实在界的创伤性断裂，以期打破象征界的逻辑闭环。他们之中最悲观者当属鲍德里亚——他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名为“超真实”的莫比乌斯环，在其中，真实与虚假、本质与表象、能指与所指全都无有分野。无论是德波的“革命”抑或齐泽克的“创伤”都被这超真实所吸纳，乃至一切批判立场和反抗力量都被俘获成为这个莫比乌斯环上无根的、漂浮的、中性的拟像。“超真实”作为一种总体性拟像，是不可逃逸的，正如无限循环的莫比乌斯环上没有出口。

　　“超真实”的存在，令“逐帧的沉思”显得尤为必要，即是说，当我们面对一种流动的结构性幻觉，如果总体性的把握力不从心，那么思考当可从细节处开始。就像电影《盗梦空间》中，主角通过观察一个旋转的陀螺来判断自己是否身处梦境。而一旦细节得以显明，思想便重获锚点，总体性拟像便不再成为一种铺天盖地的迷障。

　　“逐帧的沉思”作为一种生成性实践，也许可以如此展开：首先，将“生活世界”作为一种存在论根基。正是在海德格尔“生活世界”的意义上，个体生命与广袤深邃的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其中总有一些劳作、经验和感受无法被数字化为拟像，人们可以就此锚定其现实存在。其次，将“自我技术”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对日常经验和欲望感觉的审视和塑造，福柯所倡导的那种建立在个体反思与伦理实践基础上的自我治理成为可能，这令我们得以在拟像的旋进中获得某种微观反抗。最后，将“差异的生成”作为一种路径。让我们如德勒兹所主张的那样，投身于永不停息的创造与流变，以不断生成的差异逃脱控制系统的编码，并由此发现属于自己的“逃逸线”。

　　总之，面对拟像时代的迷雾，我们当回归具身的感知，借以对抗算法的冰冷；我们当投身生活的褶皱，借以对抗符码的光滑；我们当重返历史的纵深，借以对抗景观的扁平化。以上诸般，便是我们手中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以之为牵引，我们或许仍有辨明方向并重获自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