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25年10月17日，山西大学哲学学院“任之讲堂”2025年秋季学期第二讲（总第57期）讲座在学院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的黄勇教授主讲，主题为“宋明儒的万物一体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人我合一：超越利己、利他之辩”，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江怡教授主持，刘美玲教授点评。

　　讲座伊始，黄勇提出，理解自身哲学传统需以其他传统为参照，这一观点源于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与弗雷德里赫•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思想的延伸。歌德认为“不懂外语则难通母语”，麦克斯・缪勒将其拓展至宗教研究，提出“只知自身宗教则不解宗教本质”；黄勇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哲学领域，强调如果仅懂得单一哲学传统，就难以真正理解哲学本身。黄勇以自身研究经历为例，说明西方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理论困境，可以借助中国哲学资源寻找新解法。但这并非否定西方哲学，而是通过跨传统对话，为哲学问题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同时，他特别强调中国哲学研究需立足文本依据，避免脱离传统的“概念杜撰”。

　　黄勇聚焦当代道德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同感（empathy）”，梳理了学界围绕其“利己”与“利他”属性的争议。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L. Hoffman）认为，同感是“与他人处境更契合的情感反应”，C.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强调，同感是“指向他人的利他动机”，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将同感定义为“因他人痛苦而产生的自身情感”。他们均认可同感包含认知、情感、动机三要素。不过，巴特森通过实验主张同感是“利他”——多数人会选择帮助他人以解除其痛苦，而非回避自身不适；而罗伯特・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等学者认为同感本质是“人我合一”，帮助他人实则是“帮助作为自身一部分的他人”，属“非利他”。巴特森则否认在同感过程中有“人我合一”发生，认为同感的前提是“自我与他人的区分”。

　　黄勇认为，中国哲学中“万物一体”的核心概念由程明道（程颢）率先明确提出，其内核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这不仅是儒家传统最核心的概念，更是最重要的美德载体。相较于程明道之前的诸多解释，这一解读虽不与之冲突，却提供了极具创新性的认知视角。理解“仁”的最佳路径是从其反面“不仁”切入。日常所说的“麻木不仁”本是医家术语，指身体麻木而无法感知痛痒，如《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程颢所言“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相对而言，“仁”即是指知痛痒。而儒家所讲的“仁”与“不仁”是对医家的“仁”与“不仁”的扩张。儒家的“仁”将这种感知维度拓展至他人与万物。儒家强调真正的“仁”不仅能感受自身痛痒，更能感知他人甚至其他存在物的痛痒，这种同感正是“万物一体”的直接体现。程明道与王阳明对“万物一体”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境界论层面，而非本体论。本体论主张的“气贯通万物”，则无法解释“仁者能感受不仁者的痛痒，而不仁者却不能感受他人痛痒”的现实；但境界论视角下，仁者因达到“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而拥有同感能力，不仁者则因自私遮蔽了这种能力。

　　黄勇强调，中国哲学中的“万物”并非实指数量，而是涵盖一切存在的范畴，其“一体”之义需要逐步推展。正如王阳明所言，这种一体感应从人与人延伸至人与动物、植物乃至万物，虽实现难度递增，但“万物一体”的本质内涵正包含这种全域关联，这与当代心理学中的“self-other merge”（人我合一）概念高度契合。但与当代道德心理学用“同一性”来理解人我合一不同，宋明儒用“关联性”来理解“人我融合”。程颢“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的比喻最为贴切——万物如同人的手足般构成一体，并非手足变得完全相同，而是通过内在关联形成有机整体，这种“interconnection”（互联性）正是“万物一体”的核心要义。这种关联式解读能有效回避关于同感现象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争议。如巴特森提出同感现象的发生以“同感者与对象相区别”为前提，因此不可能产生导致人我同一化的人我合一现象，而儒家“万物一体”既承认一体中各部分的独特性，又解释了“自我与他人融合”的发生，如同手抓脚痒时，手足虽不同却同属一体，完美契合同感现象的必要条件。而儒家“万物一体”视角下，仁者的帮助行为既非利己也非利他。利己与利他的划分本质上预设了“人我分离”的前提，而当仁者达到“无有乎人己之分”的境界时，物我界限已然消解。这一传统智慧为当代西方道德心理学中“同感（empathy）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争论提供了根本解决方案——问题本身存在前提性错误。宋明儒学并未直接回答该问题，而是通过“万物一体”的境界论消除了问题的错误预设：当同感现象发生时，人我已实现融合，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划分便失去了存在基础。

　　刘美玲点评认为，该研究立足当代道德困境回应“利己与利他”矛盾，兼具学术价值与日常道德指导意义。江怡指出，黄勇教授的报告是“分析哲学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典型案例——通过拆解问题预设（如“人我分离”），从根本上消解争论，而非简单回应问题，这为师生提供了研究范式参考。

　　在问答环节中，黄勇对“情感是否包含理性成分？如动物因领地被侵而愤怒，是否具有指向性的理性？”“对亲近者的同感更强，对陌生人更弱，这是否与‘万物一体’矛盾？”等问题作出富有启发的解答。

　　最后，江怡总结指出，黄勇教授的讲座不仅梳理了宋明儒“万物一体”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关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以中国哲学回应世界哲学问题”的路径，这个路径既立足传统文本，又直面当代困境，为师生开展跨领域、跨传统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 李振鑫/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