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9日，山西大学哲学学院“任之讲堂”2025年秋季学期第一讲（总第56期）举行，特邀山西大学江怡教授作题为“从比较到非比较：我的中国哲学观的转变”线下学术报告，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尤洋教授主持，陈常燊教授为点评嘉宾。

　　讲座伊始，江怡首先分析了中国哲学的比较方法和视野。长期以来，中国哲学被广泛视为一种“比较哲学”的产物。他认为，学者们惯于以“比较”方式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主要基于两个根据：一是历史的根据。二是理论的根据。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学科的最初确立，深受西方哲学框架影响。早期中国学者们根据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作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思想观念作出重新解释，建构了“中国哲学”学科。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但在理论上，中国哲学以比较的方式得以建立，却是中国传统思想在面对西方哲学进入后的自然反应，中国哲学的建立正是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的结果。

　　随后，江怡梳理了围绕“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争论，介绍了陈寅恪与金岳霖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不同评价。在哲学史的视角之下，哲学被误认为是哲学史的延伸，“哲学即哲学史”这一黑格尔式命题被奉为金科玉律，但却遮蔽了哲学本体性的思考空间。回顾20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学术讨论，可以看到讨论的主要焦点在于：传统中国思想中是否存在“哲学”这一学科？该学科所涉及的主题和问题是否存在于中国传统的思想中？现在已确立的中国哲学学科是否真正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从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观点看，江怡指出，这一系列焦虑正源于中国哲学在中西语境中既非本土传统的自然延续，也非西方哲学系统的内生发展，根本在于中国哲学始终游移于“传统思想”与“西方学术”的双重身份之间。他引用日本哲学和印度哲学的例子，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为何印度哲学可以被视为独立的哲学传统，而中国哲学却总要依赖于“与西方的比较”来寻求自证？在此，江怡介绍了近年来“汉语哲学”的兴起，强调“汉语哲学”有助于中国哲学摆脱比较哲学的结构依赖，走向自主形态。

　　其次，江怡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模仿，而是一种复杂的交汇过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借用概念，搭建框架。中国哲学最初大量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建构自我，如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但忽视了自身思想资源的结构逻辑；其二，语言翻译中的失真。传统汉语缺乏系统逻辑表达方式，而现代中国哲学多在西方逻辑下“以西释中”“以中释中”，导致语言与思维错位复杂；其三，从模仿走向自主。以往多在于逻辑中寻求认同，但真正应着眼于以自身概念为核心的理论系统，从“学徒”身份迈向理论自主；其四，超越历史，学科构建。哲学不能仅以史书写的方式存在，应当更注重思想的创造与重建，中国哲学要从“写历史”走向“做哲学”。

　　再次，江怡对“比较哲学”这一概念做出了区分：一是作为哲学研究分支的“比较哲学”（或称“跨文化哲学”）；二是从特定哲学传统出发的比较研究（如“以西释中”“以中释西”）。他认为，中国哲学既不属于第一种比较哲学的范畴，也不能被简化为第二种类型的比较。如果将中国哲学视为一种比较哲学，那么它的存在就必须以“与他者的比较”为前提，这将导致哲学主体的缺失。江怡指出，中国哲学的概念自形成以来确实带有西方哲学概念框架的痕迹。然而，这是一个学术建设史的问题，并不能将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画等号。无论是“以中释西”还是“以西释中”，都以中国哲学的独立存在为前提。这一结论表明，比较哲学只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但不能作为定义中国哲学的根本性质。

　　讲座最后，江怡明确提出，“非比较的中国哲学观”强调“非比较”，这并非否定比较研究的价值，而只是反对将“比较”作为中国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国哲学自儒释道以来已发展数千年，早已有哲学之实，无需通过与西方哲学的比较来“正名”。而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形式，可以在共同的哲学概念之下“美美与共”。非比较性正是一种普遍性的体现方式，它为特殊哲学形态的正当存在提供了本体依据。

　　在评议环节，陈常燊认为讲座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主张。他指出，讲座从“比较哲学的形成”出发，逐步过渡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终落脚于“非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可能性”，逻辑连贯，具有很好的启发写作思维。尤其对“中国哲学非比较性特征”的强调，打破了长期以来以西方哲学为范式构建中国哲学的惯性路径。这一反思对学界深具意义。随后，陈常燊提出了两个明显的问题。问题一：比较与哲学谁先谁后？是否必须先有比较，才有中国哲学的构建可能？若哲学本身是舶来品，“中国哲学”是否必须通过比较才能成立？问题二：比较哲学是否具有跨学科合法性？陈常燊引述文学中“比较文学”作为成熟学科的例子，认为哲学史就是对哲学与历史的比较。

　　江怡对陈常燊的点评做出正面回应。江怡认为，将“比较”视为生成中国哲学的前提，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他引用分析哲学中“关系先于关系项”的观点指出，我们是因为有了比较的观念，才找出比较项；不是因为先有对象，才有比较。因此，中国哲学的存在不依赖于西方哲学为参照项，它的本体论意义应独立确立。中国哲学必须以自身为中心展开，不应依附于比较关系之中。针对问题二：江怡明确反对 “哲学史是哲学与历史的比较”这一说法。他指出，哲学史是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历史，是哲学内部的过程，而非将两个领域放在一起比较。以“比较文学”模式类比“比较哲学”，在哲学层面上是概念混淆的。最后，江怡肯定了比较哲学具有跨学科性，但在回应博尔赫斯案例时，他指出，将某些文学家引用中西思想作为素材的行为，并不能视为哲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他强调，真正的哲学研究应超越“文化差异”的描述，朝向“共通性”“普遍结构”的思维方式推进，这才是哲学区别于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根本所在。

　　在问答互动环节，江怡对“‘汉语哲学’或‘比较中国哲学’是否可以采用‘皮尔士准则’，从而实现方法上的兼容性？”“中国哲学是否可以将汉语哲学作为发展方向？”等问题都作出富有启发的解答。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百余名师生参加此次学术报告，听众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丁怡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