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心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所建基于的“本体论基础”。可以说，只有信奉和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价值，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其他五项原则（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够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得以成立，也才能够在实践中切实得到贯彻落实，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本体实在层面上呈现为三个更具体的共同体，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人类（地球）生命共同体”；在价值观念层面上则表现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相较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五个突出表征之一，而且这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理论意涵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术语，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需要指出，就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原则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蕴一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领性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

　　在未来社会愿景上，生态文明话语分别从“永续发展”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做了勾勒描绘。也就是说，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建设一个山川秀丽的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强调和处理好的两重关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前者严格说来是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话语之下，即同时包含着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可持续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现实中的内部矛盾冲突仍将长期广泛存在；后者并不简单是国内与国际层面需要（利益）的平衡考量问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问题，这对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相形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十字”总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之一的“美丽”，所集中表征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要求。也就是说，“美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直接或外观展现，即生态环境质量以及保护治理水平伴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而实现的大幅度提升或“现代化”。因而，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未来社会愿景，就其现实所指或近期前景而言也是共通的或相近的。

　　在战略实施构想上，生态文明话语强调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政府政治议事日程的日益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明确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置于一种基本方略或战略中枢的关键性地位。

　　无可讳言，作为两种话语理论表述形式，“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间，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张力”，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生态文明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或促成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化话语。因而，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源自更多是一种自我反思性认知或内敛型行为选择的“生态文明”概念，即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主动改变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文明化生存。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还源自对世界主导性现代化认知、价值和模式的生态否定，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主导观念与实践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发现并遵循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既定）发展目标的合理进程安排与适当路径形式，尤其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平，也就是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发展。因此，需要审慎面对的是，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那些更多是基于历史现实经验和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现代化认知与战略，包括在对自然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适当构型的认知形塑上，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会有意无意地采纳或遵循那些现实中有效或主流性的但却未必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所谓绿色现代化做法或经验。可见，作为构词主语的“现代化”可能因其霸权性的历史遗产而成为人们推进关于当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的某些限制或掣肘。

　　在笔者看来，目前中国学界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的热情关注与阐发，鉴于它是一种相对晚近形成与发展的绿色理论话语，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不能在整体上脱离、不能背弃在相当程度上已实现知识体系化的“生态文明话语”。可以说，“生态文明话语”无疑是更为根本性、更具前瞻性的。

　　上述辨析的目的并不是否定学界当前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而是试图表明可以利用这种固有张力自觉将现有讨论置于一个更加宏阔的绿色话语理论视域，在彼此参考借鉴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丰富完善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当代中国实践。

　　一方面，笔者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系统性阐述，同时构成了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结构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现代化话语语境下的另一种形式表述。换言之，新时代新征程条件下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就是要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努力做到自然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协调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整体推进，也就是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依此而论，这二者之间本身就是一个彼此映现、相互促进的统一性过程。

　　但另一方面，它们二者之间更理想的理论发展生境也许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被框定或自觉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新时代的阶段形态，以及最终实现其质的突破或重构的现实舞台进路。也就是说，从长期目标愿景和动态演进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更有助于阐明进而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革新问题，从而逐渐建立起与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体制性保障，而“生态文明话语”更有助于彰显当代中国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的超越性尤其是生态可持续性表征，从而既规约自身，也促进全世界走向一种公正绿色的新未来。因而可期的愿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重心或聚焦点将会逐渐从“现代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国式”，相应地，“生态文明话语”将会由鲜活生动的中国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呈现而拥有日益丰富的世界文明革新或创造意涵。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攻关专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话语理论体系及其原创性贡献研究”（25LLMLA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