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哲学的典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2025-06-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微信公众号

分享
链接已复制
  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宋代以来,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综合创新阶段,形成了一套以理学为标志的思想体系。与此相随的是,儒家的经学也发生了相应的新变化。最终在南宋朱熹的手里,产生了《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融新经学与新哲学为一体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儒家经学从“五经”时代开始迈入“四书”时代,体现了儒家哲学由偏重外在的政治、制度之学向内在心性,形上超越之学的转变。总之,《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朱熹“刻意经学,推见实理”的经学哲学的典范之作,以其综罗百代、致广大、尽精微的精神成为近世以来影响最大的儒家新经典,被冯友兰称为中国人的哲学启蒙书,中国人的“圣经”。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思想内涵和表达形式上皆充满了综合创新的特质。朱熹以二程理学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把原本松散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经典组合为一本著作,被称为“四子”“四书”。此四书经过朱子理学思想的注入,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机的体系性四书学。朱子对四书各自的思想特色、次第关系、内在联系皆作出了清晰的阐发。他从为学次第的角度,根据各书的思想内容,提出《大学》为首,《论语》《孟子》次之,《中庸》最后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从为学工夫、难易的角度出发,在他看来,《大学》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纲领意义,好比吃饭的菜单和旅行的行程单,具有指引方向的意义,故居于四书之首。《论语》《孟子》则是通过具体事件来表达思想,体系性和清晰性不如《大学》,具有填充《大学》义理的意义,故次之;《中庸》则是充分体现了儒家形上学的超越性,最为艰深,故置于最后。朱子不仅使四书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体系性,而且通过对《大学》《中庸》文本的重新增补、调整,分章别句,使二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条理性、脉络性。朱子对《大学》的处理,创造性提出一经十传的格局,提炼出“三纲八目”的工夫节目,调整了原诚意章文本次序,并出于强调格物致知传的需要,以一百三十余字增补原书所无的所谓格物致知传,形成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大学》改本,引发了后世聚讼不休的《大学》改本思潮。他对《中庸》文本的处理,虽然并无增补,但通过对《中庸》结构的把握,将全书提炼为理一分殊的结构,分为三层三十三章的格局,使得原本散漫难读的《中庸》成为“枝叶相对,血脉贯通”的有机体。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重建了儒家对于天道、性命的信仰。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提出了“道统”“道学”,可以说朱子整个四书学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构建儒家的道统论。四书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子的对应,章句集注对二程学说的大量引用,已经充分阐明了朱子的道统谱系。应该说,儒家道统的传承有其历史的轨迹,朱子不过是用“道统”点醒了这一轨迹,并清晰勾画了此前潜藏而模糊的画卷。自此,道统论成为后世学者绕不开的话题。要注意的是,朱子的道统建立在道学基础之上,道统即道学之传承谱系,无道学则无道统。但是,由于朱子追溯道统的源头至上古圣神、尧舜禹三代帝王“允执厥中”之传,这使得道统与帝王之学、政统发生关联。最能代表朱子道统思想的《中庸章句序》开篇即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在这个道学之传、道统之传的脉络中,尧舜禹具有帝、师兼具、德位一体的身份,此时道的传承政教合一,明道与行道浑然一体,无有分裂。但是这个帝师一体、政教一身的传承脉络,在周公之后发生了分裂,“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在孔子这里,此前德位、政教、帝师的合一发生断裂,孔子成为有德无位,有教无政的师者,也就是道统的传承者身份发生了变化。根据“虽有其德,苟无其位”,则不能作礼乐的原则,孔子就成为一位“信而好古”的“述而不作”者,成为一位只能言道、传道而无法推行其道的教化者。缺乏了作者的政治地位,这一点引发了后世对孔子地位的持续质疑,汉唐学者甚至不惜附会孔子以“素王”的身份以提高孔子的政治地位。但是宋儒继承了孔子弟子的看法,发扬了夫子虽无其位,然其继往开来之功,“反有贤于尧舜”的信念。宋儒完全是从传道明教的道统传承的意义来宣称孔子的文教德教,功在万世,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限于一时一地的帝王之政教。故儒家道统自孔子而后就完全是以政教分离,纯以道学的形式相传承。朱子的道统观不仅是历史性的描述,而且充分表达了自己作为道统承担者的自我期许。朱子把二程直接推至上接孟子千年不传之学的位置(这也是二程的自许),把自己纳入直接二程之道的位置(跨越了二程弟子),由此建构了以他为接续传承者的理学道统谱系。他说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中断,直到一千多年后的程颢程颐兄弟出来,道统才再次获得接续,“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他批评二程亲传弟子溺于佛老而违背师说,“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无法接续二程之道。故朱子自许,是他才再次接上二程之道统,他虽自谦《中庸章句》“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实则表达了当仁不让之意。朱子将自身视为道统接续者的看法获得后世主流认可。如其弟子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宣称朱子不仅是道统的接续者,更是集大成者,是光大其道者,他说,“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而又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黄榦的这一观点被《宋史》所采纳。
  朱子是以理(天理)来重建儒家形上之学、价值信仰。处处言“理”成为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最大特色,朱子以理来解释四书文本固有的概念,使得一切皆染上理的色彩,成为“理”化的世界。如“天即理”(获罪于天),“性即理”,诚即理,圣即理,礼即理(朱子以礼为“天理之节文”),一切皆理。这种“唯理是论”的解释方式,使得本来并无关联或关联松散的概念,皆成为“理”家族之一员,从而大大拉近了文本与概念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四书各文本皆成为论“理”之文,其思想内涵皆无法脱离开与“理”的关联,皆是对“理”的展开。四书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有机性大大增强,即各个看似松散、无关、意义多样的文本,经由“理”的诠释,变得彼此相关,相互贯通,“理”的家族化、网络化,打穿了文本所造成的障碍,构成“理”的意义链。其中“天理”为《四书》原文所无,却成为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核心概念,天理是理学的终极信仰。二程认为,他们的最大贡献是“体贴出天理”。程颢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天理是具有普遍性、永恒性、超越性、内在性、法则性的精神性存在、价值观念,它既内在于人心、事物,又超越于人心、事物。“天理流行”为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所采用,朱子用“流行”突出天理的活泼、作用。圣人即是天理的化身,是天理的流行。天理人欲之辨可谓朱子整个哲学的纲领,构成《四书集注》的枢纽。一切工夫指向消除人欲之私。朱子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关系,“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四书或问》卷二十)所有的道德工夫皆指向“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四书章句集注》采用二程的“性即理”说,以“理”释“性”,强调人性之本善。朱子基于理气论展开人性论,理、气分别对应性、形,以之解释人性之善与不善。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人性论,既维护了人性先天本善论,又解释了人性现实之恶的存在。朱子还以理气异同论解释人性、物性的异同,认为“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人与物既可以说是理同气异,也可以说是气同理异。“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岂物之所得而全哉?”(《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在理气、性气论基础上,朱子提出了人心与道心说,朱子认为,人之有一个心,它具有虚灵、知觉、神明、主宰之能,但心之所发有“性命之正”和“形气之私”两个不同来源,由此造成道心与人心之分。为此需要惟精惟一的工夫。朱子论心,注重心与性情的关系,根据心之未发已发,区分性与情,二者既是心理活动之别,更是存在体用之分,而皆为心所统摄,故提出“心统性情”之说。在修身工夫上,朱子提出主敬涵养,格物致知的两轮驱动模式。以敬来存养本心,以格物致知来开明事理,所谓“大居敬而贵穷理”。格物对于朱子来说,最终指向是心,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朱子重视诚意慎独工夫,特别关注它与格物致知的关系。他认为诚意作为自修之首,就是使“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其工夫落实在慎独上,即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用功,是彻底的为己之学。当然,朱子也特别强调颜子克己工夫的普遍性和必要性,它指向的也是战胜私欲,是一种高明刚健的修养工夫。经由修身工夫,可以达到下学而上达,人皆可以学为圣的效果。朱子认为,圣人是人伦的极致,人道之标准,但圣人之间既存在伯夷叔齐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伊尹圣之任、孔子圣之时的类型之别,但也存在三者作为一偏之圣与孔子大成之圣的区分。孔子作为巧力兼具、德智合一的大成至圣,成为最完美的人格形象。故就连“舍我其谁”的孟子也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所论上至宇宙,下至人生,着眼心性,注重工夫,追求境界,涵养气象,体现了新儒家对道德生活的严格要求和自由境界的热切向往。该书作为宋代以来儒家文明的最主要经典,作为经学哲学的典范,它通过对儒家形上之学、心性之学、工夫之学的创造性论述,重建了儒家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信念,有效化解了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外来文明的挑战,在维护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历史性作用。在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当下与未来,实有必要对这一经学哲学的典范之作加以重视,从而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