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秀伟 ）5月24日至25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近代英国伦理学学术研讨暨《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新书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开幕式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鲍静静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邓安庆分别致辞。会议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倪剑青主持。

会议开幕式

　　王献华介绍了人文学院的哲学博士点建设和发展情况。他表示，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人文学科更为需要。哲学研究，特别是伦理思想的历史反思，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邓安庆教授的著作《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的出版将对推动中国学界对近代英国伦理思想和功利主义传统的深入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鲍静静在致辞中表示，《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近代卷1）：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这本书，是邓安庆教授多年研究英国近代伦理思想的成果，书中对从休谟、哈奇森到边沁、密尔的发展脉络作了细致梳理，是一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出版意义的著作。这套书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尝试建立起一个哲学伦理学的体系。同时，这套丛书饱含着邓安庆教授的学术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邓安庆在致辞中介绍了该套丛书的撰写和进展情况，他感谢学界同仁对著作给予的肯定和提出的建议。他表示，伦理学诸问题不仅在哲学学界，更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当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伦理学，以及作为学者应当从何种视角入手探究伦理学问题，近代英国伦理思想能够为我们解决当代伦理问题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随后，邓安庆梳理了该书的写作脉络。本书旨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16至18世纪英国伦理学的发展，尤其关注启蒙理性、情感主义与功利主义等主流伦理思想之间的张力。本书还强调功利主义并非突然断裂式的创新，而是在启蒙伦理传统中的内在展开。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龚群、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敏里，以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徐大建、郝云分别围绕英国近当代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作主旨报告，并从功利主义传统的演变、启蒙伦理的现实意义、道德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关联等角度展开深入论述。

　　龚群从J.J.C.斯玛特与伯纳德·威廉斯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入手，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果主义在西方伦理学界所呈现出多样化的修正路径，这些路径形成了一股理论“浪潮”。威廉斯借由功利主义的苛刻要求对个人完整性的侵犯，以及功利主义对行为者的诸多过分要求，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理论。最后，龚群指出诸多外国后果主义研究成果有待翻译。

　　任剑涛首先肯定了邓安庆的新著对近代启蒙伦理问题的引出作用，指出当前学界对伦理学的追求似乎更重于理论兴趣，较少地侧重生活兴趣。由此，近代英国伦理理论，还有当代的卡尔波普、哈耶克等学者的观点，能够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素材。他认为，启蒙伦理的讨论不应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应进一步深入到实践层面的难题，探索在经验世界如何落实以人为目的。

　　聂敏里在发言中指出，诺齐克将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权利原则基础上；罗尔斯则建立在宽容原则基础上。他认为，宽容原则将导致诸多问题，从而提出权利原则的优先性，以及宽容原则的次要性和附属地位。聂敏里以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为试金石，说明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和基础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正是这个前提和基础构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底线，是它的首要原则和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

　　徐大建阐述了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功利主义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核心标准，强调社会总福利的增长；罗尔斯的正义论则主张正义的常识性准则和个人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才是道德的根本，优先于社会总福利。为了消除有关目的论和义务论的这些道德类型问题的困惑，关键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善”与“正当”，而区分的基础则在于将“善”视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区分，而不仅仅将“善”定义为各种个人利益。

　　郝云以“穆勒功利主义价值鸿沟的解决方案及其现代启示”为题，探讨了功利主义内部“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问题。他指出，这一张力早在休谟时代便已显现，休谟试图通过调和“所欲”与“可欲”来缓解这一矛盾。而穆勒在继承并发展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引入情感作为桥梁，主张在评估功利时不仅考虑行为结果的总体幸福效应，还应纳入人类情感和道德感受。这一思路为当代功利主义的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提示我们在制度设计与政策评价中需兼顾理性计算与人类情感的道德基础。

　　闭幕式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育书作总结发言，他介绍了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伦理学学科的建设情况，并对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概括和回顾。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进行了29场发言，学者们围绕近代英国启蒙伦理、休谟道德学说、当代伦理学界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商业社会的批判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

与会者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