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虚无与存在“觉醒” 

　　哲学把握的是思想中的时代，现代技术对人的支配越来越突显，工业革命以来，关于技术问题和技术本质的追问最深刻的哲学家要属海德格尔。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贾丽艳副研究员聚焦“海德格尔与技术虚无主义”问题，认为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所展开的技术批判，指出了技术虚无主义的症状和危险。作为支配现存一切的“座架”（Gestell），技术将自然与人类降格为可计算、可操控的“持存物”。技术不再只是工具，而是通过“促逼”迫使存在者丧失本真性，导致双重遮蔽：以数据替代真理，以计算理性消解终极价值，最终引发存在论的贫困与虚无主义的后果。而海德格尔突破现实的困境是重返本真的存在，进行诗性思维与“泰然任之”的实践；为了对抗技术带来的虚无主义，必须破除“座架”的思想框架。技术危机正是唤醒存在追问的契机，我们既要利用技术，又要抵制其霸权。唯有成为“技术牧者”，在伦理的实践和诗意的栖居中达成存在的澄明，人类方能克服技术虚无主义，从而实现存在的救赎。苏州大学哲学系李红霞副教授以《此在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否需要“中介”？——从马丁·布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出发看此在被抛入世界之虚无》为题，探讨了“虚无”的存在论意义与人与世界、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她通过详实的文本分析比较了海德格尔与布伯在自然状态、人与他者的关系、“超越”层面及其对应的语言维度等方面的根本分歧，指出布伯强调“我—你”关系中的神圣中介，而海德格尔则主张此在天然与他人和世界处于一种“纠缠”共在中无需外在中介，人通过“思想”“劳作”“沉默”展现此在直面虚无的方式。她认为，虚无并非存在的对立，而是其发生的根源，直面虚无、与虚无共处，是达至存在论“超越”的可能路径。她强调，真正的“超越”并非逃离虚无，而是与虚无融为一体，从而展开更本源的生存方式。这一理路为我们重思存在与他者、虚无与超越之间的深层关联，重新理解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

　　那么，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如何？我们如何存在、家归何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骁在题为“⽆家可归者的归家——后期海德格尔论源初⾃然的闪耀”发言中论述了海德格尔的“自然”，“自然”不只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过渡性概念，而是贯穿其整个后期思想。澄清海德格尔晚年的“自然”融合了对古希腊自然概念和对荷尔德林自然概念的解释。海德格尔对《安提戈涅》的两次解释揭示了古希腊人对自然或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源初经验；荷尔德林则重新揭示了人们在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处境和自然的神圣性维度。基于两个视域的融合，自然之“闪耀”不只意味着事物被带向在场和无蔽，而是意味着万物被置入存在历史的展开境域，在对存在的归属中获得神圣性、美，以及历史性的力量。澳门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王庆节教授探讨了虚无主义与“勿”与“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虚无主义在根本上是一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概念，它和我们人类关于“物”的理解和把握“界限”密切相关。即虚无主义可能表现在知识层面上、价值层面上、意识层面上、语言层面上（无意义）、逻辑智能层面上等等，但归根结底是在存在论的空—时论基础上对“当今”和“尺度”的“延异”和“不确定”。因此，“虚无主义”和“克服虚无主义”就成为人类存在的永恒命运和永远无法摆脱的“幽灵”。王庆节进而通过将老子物论视为对“虚无主义”的一种“正视性克服”，一种“泰然任之”，即通过对恒道物论思想中“勿”和“物”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说明了老子形而上学中的“有生于无”或“有无相生”实质上都是一种由“勿”到“物”的恒道时间性的隐显关联。有形/无形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显现和产生出“恒道”之为物在其原初生成、生长、盛衰和再生中的自然生生和亲亲世界。

　　围绕“存在·虚无·无家”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探讨了海德格尔哲学中人的“本性”。他认为，在海德格尔哲学的视域下我们可以在人的“人性”与人的“本性”之间做出区别：“人性”不过是人作为存在物一种特殊的“物性”，而人的“本性”源自“存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虚无主义与未来哲学”，讨论海德格尔哲学中人的“本性”有两个理由：一是，如果我们把“人性”规定为“物性”，那么决定人类文明急速演化的显然不是人性，按照海德格尔，人是因为被存在所“居有”而“莽劲森然”的。 二是，区别于过去和现在的哲学，如果有未来哲学，那一定不是基于人的“人性”，而是基于人的“本性”——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存在的遗忘”，即人“本性”的“迷失”，此为其哲学的“第一开端”。海德格尔要开辟“另一开端”，或可称之为“未来哲学”，那意味着人“本性”的“觉醒”。张志伟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为我们打开了思考空间：人的“本性”的“觉醒”会有什么结果？恬然不居所成而泰然任之，“诗意地栖居”，还是以莽劲森然去驾驭莽劲森然的产物？自己尚无定论。面对未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尚无定论或许就是答案，对身处其中的虚无的认知与探知，以及如何学会与之更好地共存与互动，开放包容，可能是我们智慧的选择。

　　技术时代与未来哲学

　　在人工智能冲击下，不仅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研究范式面临挑战，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更值得反思。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王俊教授围绕“文科无用与虚无主义”问题展开论述，近代以来，随着心灵的消失和主体维度被抽空，引起现代性背景下的“虚无主义”。对此，无论是狄尔泰、还是新康德主义，乃至胡塞尔，无论是精神科学、文化科学还是现象学，都是从主体视角或内在经验为出发点，强调人文学科的整体性和奠基性，以证明其致力于意义和价值研究的论域及方法上的独特性，从而论证文科的有用。这种对于心灵和主体的捍卫也基本适用于批判今天的“文科无用论”。而人工智能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人类进行自我刻画的参照系，人工智能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而是具备了某些关键的“类主体”特征，因此寻回主体、建构主体的自主性成为今天尤为迫切的思想任务。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则在题为“技术时代的空余——非劳动时间问题”的发言中认为，技术时代劳动逻辑取代休闲，劳动备受推崇，但人工智能冲击下学科体系陷入危机，因而有必要提出非劳动时间概念。非劳动时间不等同于闲暇，后者仍以劳动为前提。技术发展加剧非劳动时间及生活方式的焦虑，尽管当前现实仍存在劳动异化，但非劳动时间必然来临，而人们在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上尚未做好准备，技术与虚无主义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中显得格外重要。

　　关于虚无主义问题域中的未来哲学构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红军副研究员认为，一是反对主观主义，肯定并捍卫现实世界的实在性；二是揭示现代技术（人工智能）的虚无主义本性，为现代技术划界。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蔡祥元教授以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终结论”为出发点，提出西方哲学的终结并非终止，而是形而上学的完成态。他批评海德格尔的未来哲学构想存在“诗与思的张力”和“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的循环困境”。为此，他提出未来哲学的五个方向：一是直面科学引发的生存危机；二是承认科学局限性并为哲学保留地盘；三是通过跨文化对话打破思想封闭性；四是将思想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语言艺术”；五是回归“道法自然”的超越性自然观。他这一思想融合现象学、中西哲学比较和现代科学反思，展现了哲学在技术时代的反思与突破路径。郑州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杰研究员认为探讨了“表达的未来”问题，他认为“虚无”并非简单的“无”，而是指那些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的内容。它们不是不存在，而是拒绝被语言捕捉。如果人们不甘心，硬要用语言去命名那些不可表达的东西，那这种语言就是“无指称的语言”，一种没有具体指向的言说，因为它丧失了约定性与社会属性，又保留了语言的痕迹。纯粹的物质形态都是虚无，是多出语言的元素。物质的“真实”恰恰在于它的超语言性，它不仅仅是概念、符号或表述，而是某种始终溢出语言边界的东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指出了“超越虚无主义的诠释学之路”， 虚无主义是希腊形而上学内部逻辑的展开，至德国观念论达至一种巅峰状态。但德国观念论以纯粹理性方式完成精神的逻辑发展，让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在整体意义上走向死亡，由此证明单凭理性的纯粹之思并不能将存在敞开。哲学诠释学将对存在的理解置入其遭遇到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语境中，让存在祛除遮蔽自行地在语言中开显，成就一种“光的形而上学”，据之开启拯救形而上学的“第二次航行”，指出一条超越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自我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