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五十七。祖籍浙江余姚，后来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他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军事家、思想家，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是中国古代集学问与事功于一身的大贤。《传习录》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集中记述，自从诞生之日起，对中国人的思想乃至东亚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启超曾经说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两个半圣人”，王阳明算一个。著名中国哲学研究专家陈荣捷先生说：“有明王学展播全国，支配国人精神思想百有余年。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旨，至今仍为我国哲学一擎天高峰，而四句之教，聚讼数百载，火尚未阑。东渡而异地开花，于明治维新，给大生力。此强健思想之源泉，乃《传习录》也。钱穆尝谓我国有关修养人人所必读者为《论》《孟》《老》《庄》《六祖坛经》《近思录》与《传习录》。比录于经，岂奢语哉？”（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

　　有关《传习录》的刊刻，据陈来先生说：《传习录》上刻于正德戊寅（1518），至嘉靖丙辰（1556）上、中、下三卷全部刊成，历四十年，而隆庆壬申（1572）谢氏刻《阳明全书》，迨至清初，《传习录》之版本已不下十数种。若将同时朝鲜、日本所刊本计在内，其数更多。近年陈荣捷先生所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辑评》，于诸本考察拾遗，最为精详，乃治阳明学者所必备。（陈来：《有无之境》附录《著述辨疑》）

　　阳明一生不甚推崇著述，倾心讲学。他认为传道的最好办法就是口传心授，所以他从不轻易著述。但是，在他在世时，已经有很多弟子记录其讲学语录。最早，正德十三年（1518），门人薛侃将他的部分语录刊刻于赣州，名为《传习录》，主要收录了一百二十九条语录。这可以说是其早期思想的体现。嘉靖三年（1524），门人南大吉又选取阳明论学书信九篇，刻于绍兴。这些构成了今本《传习录》的中卷。嘉靖八年，阳明去世，门人相约三年内收集阳明遗言。嘉靖三十四年（1555），门人曾才汉将钱德洪收集并手抄的阳明遗言和自己收集的一些语录合起来，名为《遗言录》，刻于湖北江陵。此后，钱德洪觉得曾才汉的采录不精，又进行了删削，只保留了三分之一，名为《传习续录》，刻于宁国（安徽）水西精舍。次年，钱德洪又在湖北蕲春，应沈宠之请，从之前挑剩下的语录中又选了一部分，并删除了自己认为之前《传习续录》中可能偏离阳明思想、记录失真的语录，以及《阳明文录》已经记载的内容。这就构成了今本《传习录》下卷的内容。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编《王文成公全书》时，钱德洪又在《传习录》后面添加了阳明中年所编的《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今本《传习录》的底本。

　　《传习录》上卷和中卷刊刻时，阳明尚在世，曾经阳明亲自过目审定，比较可靠。编辑下卷时，阳明已经去世，很多内容都是钱德洪审订的，虽然钱德洪采择比较审慎，但是一直以来，仍有部分学者怀疑下卷某些语录记录的准确性。但是下卷所记语录，多属阳明晚年所说，对了解阳明晚年思想尤其珍贵。

　　《传习录》可以说是阳明学的教典，这从明代谢廷杰在编阳明全书时将其置于卷首就可以看出来。兹择取其思想精髓介绍如下：

　　（一）心即理。王阳明的思想起于如何成圣的追问。在阳明的时代，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学，因为与科举制的结合，使得其在士人群体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按照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的说法：天理是世界的本体，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即成为个体事物之“性”，所谓“性即理”。要认识“天理”，就必须通过广泛接触事物，穷究其理，最后实现对宇宙之理的普遍觉悟，从而也实现对自身性理的觉悟，其最高境界就是“成圣”。在朱子看来，一草一木中都有天理，都需要去穷究。阳明曾相信此成圣方法，并亲自实践，格竹子之理，未果而病倒。后来被贬龙场三年（1506-1508），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原来成圣之理不在心外，就在自己的心里，由此他提出“心即理”的命题。阳明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当然，阳明所说的“心即理”并不是指我们每个人当下现实的心即是理，而是指排除了私欲之后的道德本心就是天理，阳明晚年就用“良知”概念来表达，也就是“良知即是天理”。“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同上）因此，修养的关键就是如何“去人欲，存天理”。

　　（二）知行合一。在龙场悟道后的第二年（1509），阳明就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所谓“知行合一”是指，当我们内心没有私欲时，我们的道德理性（知），一定会发为道德意念（《大学》所说的 “诚意”），意念已经是“行之始”，并进一步表现为实际的身体行动。这就是阳明所说的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时候，知和行本质上是一致的，知是内在的道德自觉，行是知的表现（包括意念和外在的身体活动），这就是知行的本然状态、本然关系，阳明用“知行本体”来表示，从知行的本然关系来说，就是“知行合一”。但是，现实中，我们没经过修养的心，往往有私欲掺杂，所以当我们的道德理性发出一个道德意念时，往往会被私欲所压制、阻断，从而不能进一步表现为道德实践（行），这就是“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同上）。所以保持知行合一的关键，就在于克服私欲，也就是纯化我们的意念，其实质也就是《大学》所说的“诚意”。也就是说，我们时刻要反省我们的意念，不能让不道德的意念妨碍我们道德意念的产生和表现，所以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故“知行合一”的本质就在于在内心“存天理，灭人欲”，纯化我们的道德动机，这也与他晚年的“致良知”工夫是一致的。

　　（三）致良知。此为阳明思想成熟时期的学问宗旨，值得结合其生平，特别介绍。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发动叛乱，阳明正在去福建平定叛军的路上，行至江西丰城，听说宸濠反了，仓猝之间，举兵勤王。当时阳明的军队只有三万多人，宁王的军队则号称有十万人，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阳明和宸濠斗智斗勇，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活捉了宁王。而在宁王造反时，武宗在其亲信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的鼓动下，御驾亲征去讨伐宁王。没想到，他们才出京城，宁王已被王阳明擒获。其后，张忠、许泰派人示意王阳明将宁王纵之鄱阳湖，再让武宗率军与之作战，生擒宸濠，以满足武宗的好大喜功之心。阳明不听，于是张忠、许泰百般刁难，试图激怒阳明；同时，谣言四起，有谣传阳明与宸濠有勾结，阳明的处境很危险。面对这些，阳明都镇定自若，不为所动。最终，阳明将宁王交给了在浙江的太监张永，并晓以大义，在张永的劝说下，武宗班师回朝。这就是史称的“张许之难”。经历了这场磨难，阳明提出了其核心思想“致良知”。他称在那种复杂的军事、政治环境下，对于心性的磨砺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工夫。阳明说：“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 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反，系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齑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锻炼愈发光辉。此处致得，方是真知；此处格得，方是真物。”（王龙溪：《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王畿集》卷十三）他对学生说，致良知就是要“在事上磨练”。所谓良知，是一种先天的道德认知能力，可以自然地分辨善恶，从而能够为善去恶。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传习录》下）我们每个人无论知识多寡，都先天具备一种道德判断能力，这就是良知。我们只要遵从良知的判断，努力克服心中的恶念，保持并实践善念，就走在成圣的路上。这就是致良知的工夫，也就是道德实践的全部。当然，致良知的工夫，必须结合我们的生活实践，所以阳明提出 “在事上磨练”，就是要提醒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运用我们的良知进行反省判断，坚持克服恶念，实践善念。

　　阳明晚年回到家乡绍兴讲学，又提出了“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这实际上是阳明晚年致良知思想的浓缩和总结。

　　《传习录》是个思想宝库，其中还包含阳明其他重要的思想，如“立志”“诚意”“涵养省察”“万物一体”等等。笔者曾经有一个说法，《传习录》就像一本医疗宝典，其中记载了作为神医的阳明与其病人们的诊疗方案。当然，这里所说的“病”并不是指生理性的疾病，而是指我们在道德、心理方面的病症。在《传习录》中，阳明作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对各种病症都进行了诊断，并给出了相应的药方。其中很多诊断，洞彻时人心髓，对我们现代人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生活，这也许就是《传习录》自诞生后，其魅力经久不息的原因。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