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儒学的核心就是经学（李学勤先生语）。儒家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传统，其主要的立言方式，就是通过经典的诠释来表达出思想，创构义理的系统。这种思想生产和立言的方式，注重经典和文化的生命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与西方哲学那种“载之空言”，偏重认知和逻辑的思想建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

　　20世纪初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一个依照西方学术概念框架的学科化建构过程，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被纳入到“哲学”这一学术框架下来作新的系统建构。这一学术转型，当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范式、诠释原则的“拿来”性和外在化所导致的儒学精神特质和生命整体性意义的缺失。近年来，关于经学、经学与哲学、经学与理学关系的讨论，成为儒学、儒家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便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有密切的关系。回归儒家的经典诠释传统，基于经学和经典系统内在生命的整体性来重新理解儒学，成为儒学、儒家哲学研究一条新的思想和学术进路。程旺所著的《<大学>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25年3月）就是一部在这一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著作。

　　本书并不是一般性地讲经学和经学史，而是从宋明儒《大学》诠释与理学建构互动关系的角度，在“《大学》学”的历史和逻辑展开历程中，来具体地揭示宋明理学哲学精神之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儒家据经典的诠释以立言，各个时代面临不同的问题，其思想的取向与关注的经典亦因此有别。宋儒以“心性义理之学”名，其经典的依据，乃由汉唐儒的五经系统转向以四书为中心而辅以五经的经典系统。在这里，四书的经典系统与心性义理系统的建构，乃相为表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由前一方面言之，可谓之经学；由后一方面言之，则可称之为哲学。哲学是一种以不同层级的个性化表达出其普遍性理念的学问，这种经典诠释与义理建构的内在一体性，规定了理学作为一种哲学的独特的精神内涵。

　　就思想结构而言，《大学》三纲八目的系统，由心性内圣工夫外显于治平外王事业，可以说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及其价值理念的一个纲领性的表述。因此，宋儒在其学问规模和思想系统的建构方面，又特别重视并取资于《大学》。程子以《大学》乃为孔子之遗言，圣学入德之门，故为学者所当先务。朱子亦谓《大学》为圣学“提挈纲领”，其学问规模，“首尾该备”“纲领可寻”“节目分明”“工夫有序”，堪为儒家“垂世立教之大典”（《四书或问》卷一）。朱子集宋代理学大成，以《大学》居四书之首，颇有为理学确立学问规模与为学次第之意。四书的体系，凸显了孔、曾、思、孟的道统传承。朱子又着力构建有宋以来的学术新统，将道学的谱系，追踪至周子、二程，所编《近思录》，摭取周、张、二程四子之言，被视为程朱道学的入门之书。《近思录》十四卷的结构（《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与《大学》之结构规模若合符节而转加邃密，从中可看到宋儒对理学思想内容和体系结构的理解。可以说，《大学》诠释对于宋明理学的体系建构，实具有“发论依据之中心”（钱穆先生语）的意义。

　　《<大学>学引论》一书，着力于通过《大学》诠释与理学建构的互动关系来揭示“《大学》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这与作者对其所提出的“《大学》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作者在学界一般所言的“《礼记》学”和“四书学”之外，提出一个独立的“《大学》学”的概念。其所理解的“《大学》学”，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维度。“广义的《大学》学”包括对《大学》之思想诠释及其年代、著者、考据训诂及版本流变等问题的研究。“狭义的《大学》学”则主要是指对有关《大学》思想诠释及其历史演进的研究。实质上，在宋明儒把《大学》凸显为其学说之义理架构与思想生产的独立的经典依据或“发论依据之中心”以前，有关《大学》的学术讨论还仅属于一般“《礼记》学”的内容，而独立的“《大学》学”尚付阙如。由此可以说，独立的“《大学》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发生意义上的同步性。《引论》一书基于“狭义的《大学》学”来规定“《大学》学”这一学术概念的内涵，考察《大学》的诠释史，深入探讨《大学》诠释与宋明理学建构之间的生成关系，这一研究进路，立意独特亦颇切合历史的实际。它对于我们切实地理解《大学》、“《大学》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哲学精神，有重要学术和理论意义。

　　本书分“内”“外”“附”三篇，“内篇”循《大学》格、致、诚、正的序列，展开对宋明儒基于《大学》诠释的心性工夫论阐述；“外篇”主要藉船山有关《大学》修、齐、治、平的思想诠释，展现“大学”学和宋明儒内外一体的政教精神；“附篇”则蒐集疏释宋明以下诸儒有关《大学》图说之源流，借以构画“《大学》学”的诠释谱系，形成了一个严整有序的结构体系。本书对具体的经学诠释的处理，亦颇有特点。在这一方面，作者并未采取一般流行的那种寻章摘句式的诠释模式，亦不单纯因循历史演进而罗列人物，而是采取类似于专题化的研究视角，对《大学》影响下的理论范式、政教结构、脉络谱系等思想和学术层面，分别予以专题化的探索。作者特别强调《大学》诠释对宋明理学哲学精神和体系建构所具有的重大影响，认为《大学》不仅为宋明理学提供了“发论依据”，还塑造着理论范式的“演进大势”。着重从朱子“格物教”到阳明“良知教”到蕺山“诚意教”再到船山“正心教”这样一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演进历程，来具体地揭示“《大学》学”与宋明理学的学术和思想内涵。这一研究视角和由此提出的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是值得关注的。此外，作者对“《大学》图”的发掘也颇为新颖，为作者后续拓展出“四书图”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程旺这部《<大学>学引论》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2013年他选择做“《大学》学”这个课题时，学界经学热、四书学热已经起步，但四书学还没有全面铺开到专经化研究的深度。应当说，这个选题是当时学界较早聚焦《大学》的四书学专门研究。

　　当然，这个选题仍然具有很大的可拓展性。近些年，与《大学》研究相关的人物、著作及细部研究已有不少积累，学界有关朱子后学、元代四书学、明代四书学、清代四书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丰富成果，东亚乃至欧美的《大学》学著作，还有诸如《大学》升格问题、改本问题的相关研究等等，都可以丰富、充实到《大学》学的研究视野里。总之，这部关于《大学》学的引论研究让我们看到，《大学》学仍然是深入探索儒家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透视点，值得持续、系统地关注和推进下去。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