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老师提到，我们要开一个齐老师喜欢的会。所以，我特别希望齐老师的学生们能先讲讲亲身经历，让我们再次感受齐老师的精神。尤其是听了袁老师和韩震的讲话后，更觉得齐老师仿佛就在我们现场。?

　　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沿是认识论，当时我热衷于研究认识论，在我心中，学术引领格局基本是“南陶北齐夏”，即陶德麟、齐振海、夏甄陶三位先生。在认识论研究中，我直接受到齐老师的影响，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必须承认，目前认识论研究在国内哲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化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过去30年都没有一篇认识论的博士论文，全国情况恐怕也差不多。我们必须正视，前辈开创的许多重要学术事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被弱化了，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袁老师刚才讲话后，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教育学生、建设学科、培养人才。南京大学的校训可用一个“诚”字概括，讲“诚朴”。我担任学校领导时，曾将南京大学的文化概括为“诚、真、雅、勇”。我发现，平实、平静是齐先生精神的核心，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本。这种特质融入北师大哲学系的环境，无形地教育和陶冶着学生，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昨天我跟向东说，在校园里遇到的学生特别亲切，这正是因为他们与南大文化具有同质性。实际上，不仅袁老师，韩震、方军，还有很多齐老师的学生，都体现了这种可贵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齐老师活在我们的学术之中，他的人格、风范、方法，教会我们如何开会、讲话、教育学生、治学，很多都是潜移默化的。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场境文化，学生在这里不仅获得知识，更塑造了高尚的人格。?

　　我的老师李华钰在我刚入门时就叮嘱我：“异宾，记住，先做人，后做学术。”这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诲。刚才袁老师和韩震讲得非常好。我们虽已成为老教师，但在很多方面确实不如前辈。齐先生，还有先达老师、孙伯鍨老师、高清海老师、余源培老师等，他们不仅留下了学识、学术和学统，更传承了优秀民族文化中深厚的内涵。?

　　这里涉及意会知识的传承问题。有些东西齐老师不会直白说出，却通过生活点滴感染身边学生，得以传承，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精神延续。然而，这样的宝贵资源需要宣传，因为这正是当下教育和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我们要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了解真正做学问的道路。如果在百度上都搜不到齐先生的介绍，那就是我们后辈的失职。我们有责任传承齐先生的人格与风范，需要有人记述、回忆，让更多人知晓。这份无形的积累，是我们更应传承的财富。?

　　第二点，我简单谈谈认识论研究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齐先生在认识论研究上与陶德麟、夏甄陶先生有很大不同，他对自然科学前沿极为敏锐，这在当时的学者中并不多见。无论是在通俗读物《人为什么犯错误》，还是教学教案，以及后来主编的《认识论探索》中，都有体现。他基于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的诸多重要成果进行研究，而很多青年学者并未意识到这些成果的重要性。我在复旦讲过，晓明他们1982年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考的7万字提纲，体现了自然科学前沿与认识论研究的内在联系，而齐老师在当时就已站在前沿。他在书中提出“认识论工具”概念，与感知的不同器官相关联，还提到作为认知中介的“干扰器”概念，这是自然科学概念。在认识论中，干扰器是什么？测不准定理在认识论中有何重要意义？宏观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何在微观世界不能按原有的边界讨论？齐先生在书中的思考已深入自然科学的核心。但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在哲学理念上并未跟进，没有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齐先生还提出认识过程中的模糊性。当时有两位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一位是陶德麟老师的弟子李晓明，相对年轻；另一位就是齐先生，他在书中最早提出认识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知文化以及波兰尼的意会哲学密切相关。比如胡塞尔说一个女孩子楚楚动人，这种感觉并非通过计量得出，而是瞬间构建的“本质直观”状态，在认知过程中，大量认知是模糊而非清晰的。然而，作为后辈，我们也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推进。?

　　在我看来，哲学认识论在任何国家的哲学研究中，都与自然科学的前沿紧密相连。但我们的哲学研究出现了断裂，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研究认识论，甚至哲学原理层面的诸多重要问题，如辩证法等，也鲜有人探讨。所以，我们纪念齐先生，不应只是回忆，更要反思自己。看看前辈留下的丰厚遗产，哪些我们推进了，哪些没有继承，从而去做齐先生希望我们做的事。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