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按照研究生的师门传承，我并不是齐老师的学生，但是齐老师本身对我影响非常大，而且他对我的关心也让我十分感动，齐老师不仅关心我的学业，在日常生活上对我也有很多帮助。

　　我对齐老师的风格非常熟悉，也非常认同。在座的年轻人比较多，可能不是太熟悉。我觉得齐老师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奠基性的。刚才袁贵仁教授说的齐老师的一些风格，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才，对青年学者，如果你表现出积极的学术追求，他会全力以赴支持你。

　　我留校工作以后，有一次我的导师于老师（于凤梧）说，这次你夫人估计调来没问题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大齐（大旗）也去学校找去了。我就把这个词先说出来，因为无论是赞成齐老师的，甚至有些对他有意见的，都叫他大齐（大旗）。我觉得这个词应该写入我们的学术史，北师大哲学学科的学术史。大齐（大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谐音，就是北师大哲学学科的一面旗帜。

　　当时我记得马哲有三个教研室，有原理、马哲史，齐老师所在的叫认识论研究室。在认识论方面，当时北师大的影响非常大。我记得我在山东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说他写毕业论文时看了齐老师的文章，他原来是持另外一种观点，看了齐老师的文章之后不得不改。那两个教研室的老师人数比认识论研究室多，在教学方面贡献很大，但是不可能争取到博士点，只有齐老师一个人有这种可能性，而且也就是齐老师把第一个博士点拿下来了。这是北师大哲学学科的第一个博士点。后来我当系主任、院长的时候，尽管发展最快，哲学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都成为一级学位博士点。但是，我跟齐老师说：我们都是从1到2到3到4的，你是从0到1的，你的贡献是奠基性的。

　　他另外一个特点是：对自己的名利看得非常淡薄。当时老袁跟我商量，说给齐老师开个80岁的庆祝会。我就找齐老师谈，结果他说，“你只要不盼我死就不要开”。我以为他是开个玩笑，他说：“真是绝对不能开”。后来他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几个可以跟我在一块坐一坐，在一起就哲学学科的发展聊聊天。

　　还有一点是，他对我们哲学系的贡献。我当系主任的时候，引进了很多人。现在看起来引进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事。在当时,如果没有齐老师支持我，有些压力可能就顶不住，齐老师在这方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他默默支持着我们，那一段时间引进了10多个教授，一下子就改变了北师大哲学学科的精神面貌。

　　齐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尽管他爱才，但是他对那些在学习方面懒惰的学生非常生气。那时候他每天去我们俩（袁老师和我）的宿舍，当时我们住一个宿舍，他每天去，我感觉最少去一趟。有一次去了以后，看老袁桌子上放着学生交的作业，其中有一位同学交的作业，他一看当时大怒。我还是第一次看齐老师发这么大的火。那个同学交的这门课的作业，同时交给了齐老师另一门课的作业。齐老师就非常气愤地去找那位学生了。一会儿那位学生红着脸过来，把那篇文章拿回去，另外再去写一篇交作业。所以齐老师确实有风格，刚才袁老师说是嫉恶如仇，就是爱憎分明。有一个老师找他，要他评职称的时候美言两句，至少支持一下，结果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不会同意你的”。我可以说，只有齐老师这样的人能直来直去，完全以事业为重，不考虑个人情面。我觉得这种风格就是实事求是，他怎么想的，现实当中也这样做。

　　我当院长以后，受他影响非常大，有意识地以他为榜样。首先当领导，当好一个系主任，当好院长，要宽容，学者都有自己的个性。我当时跟袁老师也说过，我就是受齐老师的影响，我本身是学西方哲学的，但齐老师对我真是非常关心，他的《认识论新论》出来以后，先给我，让我给他写个书评。我不是搞原理的，我后来能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和经常跟齐老师谈学术有关系，那时候他一天至少去我们住的宿舍一两次。

　　如果没有齐老师，马哲的博士点就不会拿下来，或者说得晚一些年。如果那样的话，北师大哲学学科和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齐老师还有一个优点，袁老师没说，就是他从来不给学生增加负担。袁老师当了副部长、部长以后，有人找他求部长办事，他都拒绝回去。就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情况下，尤其在当时那个情况下，齐老师在这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给我们树立了学者的风范。

　　（作者系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