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诠释学或者之前我们常说的中国诠释学，是我国学者正在努力探索和构建的一门学问。关于“汉语诠释学的批判视野与当代发展”问题，我主要想提出两点看法，请大家批评。

　　第一个看法是，汉语诠释学只有在“古今”“中西”这两个维度的双向批判视野中才可能被建构起来。正如傅永军教授在其新著《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比较视域下的寻绎》（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中指出的，只有在“古今”“中西”之间的平等对话中，才可能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从而建构起既体现中国智慧与运思方式，又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的汉语诠释学。在汉语诠释学建构过程中的“古今”“中西”之间的平等对话内在地要求有一种整体的批判视野。具体而言，这种批判视野包括如下两个维度的双向反思与批判。

　　一是“古今”之间的双向反思与批判，亦即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与普遍接受的现代观念之间进行双向反思与批判。只有通过基于现代观念的批判视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观念与做法才能被淘汰，而那些仍然可以为现代社会接受的观念与做法也只有在批判视野下加以理性反思和重新论证，才能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又必须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出发，对现代观念加以反思与批判。这是由于现代性运动到今天还远未完成，目前已有的现代观念并不都是合理的，有些甚至是相当片面而有害的。正因如此，在当代西方诠释学中，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乃是一项重要任务。同样地，我们在建构汉语诠释学时，也必须结合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所体现的中国智慧与实践经验，对已有的现代观念加以反思、纠正、调适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如何正确看待技术理性和技术文明、如何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问题，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化议题，汉语诠释学理当结合我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与当前作为最大工业化国家的实践经验，为此贡献力量。只有通过这个维度的双向反思和批判，我们所建构的汉语诠释学才能既是现代的又是普遍的，并且所坚持的现代性观念乃是一种反思的、非现成的现代性。

　　二是“中西”之间的双向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与西方现代诠释学之间进行双向反思与批判。汉语诠释学的建构，一方面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加以反思和与批判，另一方面又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结合悠久深厚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和丰富多样的现代诠释实践经验，对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基本观念和深层思维进行反思和批判。比如按照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理解不是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因而与作者的意图和个人见解无关。但根据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理解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知人”，即了解作者的所思所欲（“心”“意”“志”），这既是由于“知人”本来就是理解的重要目的之一，即通过“相知”而实现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也是由于“知人”乃是“知道”即“共同意义的分有”之前提，因为真实存在的“道”或伽达默尔所说的“真理”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无法脱离具体的人物与处境而“自在”，必须体现为具体的“人”在不同处境中的所思所欲及其所言所行。只有经由这个维度的双向反思和批判，我们所建构的汉语诠释学才能不仅是现代的、普遍的，而且是“中国的”，是真正的汉语诠释学，而不是西方诠释学的汉语版本。这也意味着，汉语诠释学的建构不仅要有一种反思的现代性意识，也要有一种正视文化差异的文明论意识。

　　第二个看法是，汉语诠释学批判视野的形成，固然须以通盘了解古今中外的诠释学思想资源为基础，但最重要的是确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在“中西”、“古今”对话中的主体性。这是因为，在建构汉语诠释学的“中西”、“古今”对话中，作为“今”与“西”一方的西方现代诠释学由于已先行在场并广泛流行，势必在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而作为“古”与“中”一方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则由于本来就不是专题化的“诠释学”，又在近百年以来因为“古今之变”而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遭受了种种误解和贬斥，其面目与精神实际上是相当模糊甚至难以理解的，因而在“中西”、“古今”的对话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显然，如果不从根本上确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主体性，那么在建构汉语诠释学过程中的“中西”、“古今”对话就不可能是一种互阐互诠的平等对话，也不可能由此形成一种双向的反思和批判视野，其结果必然“以西格中”、“以今格古”，甚至是以“西”克“中”、以“今”克“古”。

　　因此，对于汉语诠释学批判视野的形成而言，确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主体性至关重要。这种主体性，当然不是指主宰和控制整个对话游戏的主体性，而是指在对话过程中各方都必须具备的自主表达、自主论证和申辩、自主反思与接受的主体性。只有具有这种对话的主体性，才能形成真正平等而有效的对话。这也说明，强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对话主体性，并不就是主张族群中心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是为“中西”、“古今”之间真正实现平等对话提供必要条件。

　　那么如何才能确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对话主体性呢？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深入细致地梳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历史文化脉络及其固有的问题意识、表达方式以及相应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想系统等，从而不仅重建其“历史视野”，也重建其“中国视野”；简言之，即是要充分呈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智慧与经验。只有这样，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在“中西”、“古今”之间的对话中才能真正有其主体性，并因此形成上述两个维度的批判视野。当然，按照伽达默尔所说，并不存在一种自在的（für sich）视野，历史视野与现代视野、“中国视野”与“西方视野”总是相互突显、相互构成的。因此，重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历史视野和中国视野，同样只能在“中西”、“古今”之间的对话中才能实现。尽管汉语诠释学最终形成的整体视野必定是历史视野与现代视野、“中国视野”与“西方视野”的交融，但在达到视野交融之前，不能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去掩盖不同视野间的紧张关系，而必须“有意识地去暴露这种紧张关系”，让它们分别“以其真正的尺度（Maß）呈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对话主体性。这也意味着，汉语诠释学及其批判视野的形成过程，就是在上述四种视野之间进行双向反思和批判的过程。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湖南大学中西经典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