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讨论方兴未艾，旨在区别于以往强调中国地域性的与纯粹理性思辨性的“中国哲学”，而基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原性、原创性因素，阐发一种具有自身思想起源、理论范式和汉语语言的面向存在问题本身思考的普遍性意义的“汉语哲学”。“汉语哲学”是对20世纪末以来产生较大争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间接性回应，此种回应不再出于西方主导性哲学性质理解下的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哲学性认识，而是从哲学源头和思想范式上关涉如何定义哲学本身？哲学是否存在不同于纯粹理论哲学形态和性质的另外的可能思想方式、道路和样态？更为重要的是，汉语哲学是内生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要素、范式与实践的当代哲学建构形态，作为一种普遍哲学的哲学观念和形态的重新奠基，阐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而以汉语语言为载体的普遍哲学何以可能，以彰显汉语哲学对于世界哲学发展的独特贡献与普遍价值。从根本上说，汉语哲学是关于中国哲学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性普遍哲学的哲学自信、理论自觉、思想出场与方法自识。

　　汉语语言的普遍性思考方式

　　解释学本质上是语言意义理解和解释之学问，汉语哲学的语言基础与意义问题，尤为自然地与解释学紧密关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重经学注疏、考据，理解、解释成为其思想研究和意义阐发的重要方式。“所有哲学的概念工作都以解释学度向作为基础”（伽达默尔），一切具体的语言形式只是一种思想发生的手段和方式，相比于语言形式及其中西语言比较问题，哲学更为重要和急迫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在语言中所被表达的人类思想的普遍性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

　　尽管汉语语言缺乏源于古希腊语的欧式语言的“to be”系动词、词法和语尾变化等情形，也不是如梵语的屈折语，但汉语语言作为一种哲学表达的语言完全是可能的，东方式的语言反思表达的意蕴是可以置于解释活动之中的，这种解释活动正像艺术作品的表达一样创造着普遍性理解，呈现出事物存在的普遍性意义。哲学活动就是将被从其原始言说意义所异化了的哲学语言恢复到我们言说所具有的基本的共同点上来，哲学语言的理想并不在于从语言的生命中分解出一种专业术语的、清晰的规范概念，而是重在把概念思维和语言及存在于语言中的真理整体重新联结。汉语语言存在着通过语言形式形成普遍性思考的自身方式，“在近东和远东得到了发展的比喻、寓言和其他间接的言谈方式，表现出一种叙事的结构，并仍然传达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洞见”（伽达默尔），呈现出不同于西方主导性哲学文化的思想道路、思想性质和思想范式，且构成西方哲学自身反思批判和当代人类哲学思想新发展的重要借鉴和宝贵资源。

　　哲学的开端问题的新思想通道

　　汉语哲学意味着当今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的开端”的新理解，“哲学的开端”的合法性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由此开端而来的一种思想文化作为哲学形态的合法性理据，也为其作为哲学形态何以是可能的提供出一种重要的哲学之开端的奠基性说明。海德格尔关于前苏格拉底的阿拉克西曼德、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蕴含着希腊思想文化中有可能开展出来的“另一开端”（Ein weiterer Anfang）或“第二开端”、亦即“思想的开端”的提出，使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诸多现当代哲学家重思作为思想秘密的哲学开端性问题。开端问题的思考既是向最古老时代的返回，同时也是对当代哲学立场的一次超越，开始将哲学的开端与生命的实际经验联系起来，主张开端是向具体经验敞开的，尤其是伽达默尔将第二开端的积极因素，即直接面向具体经验、强调原初经验的非反思的直接性，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所注重的概念抽象性、理性普遍化的哲学的开端相互综合起来，这为汉语哲学作为一种世界普遍性哲学的哲学开端问题打开了新的思想通道。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极为注重道用一体、主客未分的生活经验本身，将人的此在的原初经验作为思想的真正开端来对待，“天人合一”、“事理相蕴”、“道不远人”，所谓“道不离人伦日用”“道就在劈柴担水之中”“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正是此意。汉学家安乐哲说，“中国哲学是以万物关联性、经验性为出发点的，是一种完全来自经验的哲学”，“儒家学说固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其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从相对直接地描述人类实际经验着手”。应该说，恰恰是此种不同的思想的开端性，决定了由此开端而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作为一种哲学形态的合法性。这是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在希腊人的语言和哲学的概念形成中，还活着经验的直接性，诸概念就是由此经验形成的，“从希腊人身上学到，哲学思维并非必然要服从以一种最高原理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体系性的指导思想才能执行解释的功能”，中国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哲学具有相似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强调的第二开端的哲学开端性依据和奠基，展现出“欧洲的那种科学观念在中国文化艺术中并不起那么大的作用。在欧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认识是被迫对艺术进行反思的。而在中国，也许倒不如说是正相反。按照我们的理解，美学在中国可以说是宗教的和理论的观点与之相适应的真正的形而上学、普遍的思想方式”。（伽达默尔）

　　汉语哲学的哲学范式

　　哲学是有不同哲学范式的，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范式决定了此种哲学形态是何种哲学及其思想实质和特征，从根本上说，哲学范式真正决定了一种思想思考如何成为某种普遍性的哲学思考及其具有的自我哲学主张。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创制哲学，实践哲学被首先独立、单列出来，成为一种“不同的、另类的”知识或科学。受库恩思想影响，伽达默尔则将实践哲学视作不同于理论哲学的一种“实践哲学范式”，指出“存在着一个与科学理论相关的范式，它可以为人们重新有条理地深化关于‘精神科学’的意识提供一种合法性证明。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科学纲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科学可据以参照的唯一科学理论范式”，并强调，正是实践哲学范式——而不是近代的方法概念和科学概念——才为精神科学合适的自我理解提供了惟一有承载力的模式，实践哲学范式将取代理论哲学范式、实践哲学构成当代人类哲学的真正任务。

　　汉语哲学不是一种注重纯粹理性普遍化的理论哲学，而是强调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价值的实践理性思考，将思想普遍性融于行为处境和经验生活之中，注重于“逻各斯与伦理政治的统一”，典型性表现出普遍性的具体和具体的普遍性的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理解。近代科学强势发展，古老的实践智慧日渐丧落，而恰恰是此种实践智慧在东方却获得了保留和存续，“其他的文化在它们自己的道路上已获得并保留着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实践智慧——引者）正为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诸如中国或印度那样如此伟大的古老文明，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与晚近的欧洲启蒙进行对话，让我们想一想远东文明，想一想其中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借助那些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一些道路，这些民族促进了我们所熟悉的德行，比如能够使我们接替欧洲科学和技术的自律、毅力、仔细”。（伽达默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其思想文化展开的是一种实践理性反思，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文化属于实践哲学范式的道德伦理文化，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行为调整问题，从根本上是从生命经验的具体处境中来体察事理，是“由事而理”，是一种反思人的本质性存在和意义的具体化文化，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基于“何者为宜”上的“经验的普遍性”的哲学的伦理学。这一“实践哲学范式”定位，使作为实践智慧的中国思想文化被视为“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凸显了一种并没有被西方真正重视的不同的、另类的“实践哲学范式”，表现为一种哲学形态的“实践哲学”，蕴含着哲学发展的哲学范式的深刻转变和新哲学方向的确立，具有广泛而长远的哲学方向性和范式性新发展的理论空间与思想意义。

　　汉语哲学表达人类哲学问题的普遍性意义

　　“哲学被认为是最高科学。但在其终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哲学就其自身而言，它其实不是其他学科所说的科学。”哲学不再是我们的知识的整体和一种正在认知的整体，哲学总在溯源中，不断开启难以预料的未来，“欧洲文化圈的狭小界域及其对全球的直接影响不断给我们时代思想的诠释学转向带来新的任务与视角。不仅我们遥远而陌生的过往，而且还有和我们一道进入全新生命共同体的其他遥远而陌生的文化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且无疑在这个多元世界有新的对话交流和获得新的意义视域，这种意义视域超越了在西方世界形成的哲学概念”。（伽达默尔）

　　不同于西方的主导性的理论哲学，中国思想文化与解释学之间似乎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合性密切联系。无论就其语言形式的模糊性、笼统性以及需要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语词的含义，还是就其作为哲学的思想开端即人的实际生命经验，以及作为哲学形态或范式的“实践哲学”和经学传统与解释，此种思想文化从性质和思想方式上都具有不确切性，其与宗教的和理论的观点相应的思想呈现方式并非概念思维的理论体系，而是广泛地表现在建筑、园艺、文字和书法等诸种美学形式之上，都是与自我相关的意义理解、解释，也因而从本质上就是解释学的工作和任务，是一种思想解释学或哲学解释学，解释学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在中西古今视野中得以自身敞开、展现，并从中获得自身规定与自我把握的最为恰当的理论方式。

　　作为一种意义理解性的汉语哲学是关于人类思想问题本身的另类性的又同样是普遍性的、根本性的理论沉思，它是一种特定语言意义理解的哲学思考，也是一种能够表达存在性思想意义的普遍哲学，具有其存在性与本质性的思想运思与规定。汉语哲学的提出，其实质性意义并非要强调一种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语言的语言形式问题，尽管这也重要，但汉语哲学根本上是要挖掘和阐论其语言表达背后的、基于此种语言形式的事物存在意义的理解问题，并将此种意义理解作为“实践哲学范式”的共同性主题加以思考、论述和规定。

　　正因此，汉语哲学绝非一种特定语言形式上的单纯的民族哲学或地方性哲学，而是说，汉语哲学具有表达人类哲学问题本身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哲学，汉语哲学有其自身的哲学开端、哲学范式与哲学语言之合法性根基，并以其自身的哲学形态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世界哲学的整体性思想内容。世界哲学是具体的抽象，也是抽象的具体，它就存在于人类对于事物存在意义的多样性和普遍性理解之上，“我们的命运将在这点上决定：这一在哲学上已经通过概念世界得到表述的世界，这一通过科学铸造的世界，如何同时也与对人的命运的那些如此深刻的明见一起行进，适如这些明见例如在某位中国大师（指孔子——引者）同他的弟子们的对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或者适如其在那些我们完全陌生的、奠基于宗教上的文化中其他随一证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显然，伽达默尔的这一论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当今人类一体性意识和对“他者性”、“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尊重，为汉语哲学作为一种世界性意义的普遍哲学奠定了新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广阔哲学空间，从本质上说，汉语哲学的自觉与建构就是人类哲学本身批判反思与无限可能性之发展的“虚怀敞开”（die Demütig Offenheit）。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