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发表了拙文《我们为什么“必须”和“应该”——架通从“是”到“应该”的桥梁》。细究起来，此文有相当长的“历史”。概述这段历史，可以显示我的学思历程：我如何阅读、思考和写作，一些相互关联的系统性想法如何从孕育到成型，在一些重要的中英文期刊上发表，并产生学术影响，最后引出关于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些思考。

　　1982年3月，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在现代西方哲学课上，老师讲到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命题“图像说”、维也纳学派的“可证实性原则”等。根据其中某些理论，在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平行对应：语言中的名称指称世界中的个体对象，语言中的命题描述世界中的事实，特别是原子命题描述原子事实，否定命题描述否定事实，全称命题描述一般事实，存在命题描述存在事实。若有相应的事实存在，则相应的命题为真；否则为假。听到这些说法，我脑袋里立刻冒出一大堆疑问：什么是“原子事实”？什么是“否定事实”？更进一步，究竟什么是“事实”？它们的边界条件和同一性标准是什么？“事实”究竟是世界中的本体论存在物，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眼光”和“视角”？这些疑问从此在我的脑袋里扎下根来，刺激我去关注有关“事实”以及“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我先后读了金岳霖的《知识论》，彭漪涟关于“事实”的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书，并搜集和研读了很多中英文（特别是英文）文献。所读的这些材料在我的头脑中逐渐发酵，一些想法陆续浮现和清晰起来。

　　2016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事实和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我受邀与会并报告论文《事实、证据与司法审判》（2万多字）。此文的改进版《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以“证据”为依据——科学研究和司法审判中的哲学考量》发表于《南国学术》（澳门）2017年第1期。在该文中，我论述说，若把“事实”看作纯粹客观的因而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则会遭遇一系列严重的理论困难：如何去定义和说明“事实”概念？事实能否个体化以及如何个体化？一个事实的边界条件在哪里？事实有特殊和普遍、肯定和否定、真和假之分吗？究竟是“事实”概念先于“命题”概念，还是“命题”概念先于“事实”概念？谁依赖谁？谁说明谁？命题如何“符合”事实？如此等等。我认为，“事实”带有认知建构的成分，因而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形象地说，“事实”是认知主体从世界的母体上一片片“撕扯”下来的；认知主体最后撕扯下一些什么，取决于他们“想”撕扯什么、“能”撕扯什么，用什么工具去“撕扯”，以及“怎么”撕扯。如此撕扯下来的“事实”甚至会以多种方式撒谎，从而扭曲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相。如此确认的“事实”在科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作为“证据”起作用，奠基于此种“证据”的科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很难保证不出错，故两者都建立了一整套“事前防错”“事后纠错”的程序和机制。司法审判应更多地追求“程序正义”，以此来确保“实质正义”，其指导原则最好从原来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修改为：“以正义为基础，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该文发表之后，哲学界和法学界的多位同仁，如陈嘉明、舒国滢、苏德超等人，发表了多篇与我商榷的文章，我撰文回应了这些商榷，并进一步深化我的思考，论述了“‘事实’概念是一个本体论赘物”（《江淮论坛》2021年第1期）的主张。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像我那样看待“事实”，它显然不宜再作为真理符合论的基础性概念，但我依然坚定地认为，为了确保真理的客观性，必须坚守符合论的如下核心洞见：不是我们语言中的东西，也不是我们心智中的东西，而是外部世界中的东西，使得我们说出或写出的描述这个世界状况的命题为真或为假。我由此发展了一种不使用“事实”概念，转而诉诸“对象”、“性质”和“关系”等概念的新符合论（即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对象的符合论），所撰论文连载于《江淮论坛》2019年第5-6期。我强调说，“符合”是真理的关键特征，“融贯”是真理的内在要素，“管用”是真理的外在效果；真概念绝不是平庸的，相反却是非常实质性的；追求真理是我们的使命。

　　在此过程中，我还就事实、证据、真理、金岳霖和罗素的思想比较等议题撰写和发表了其他中英文论文，其中一些发表于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东西方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逻辑的历史和哲学》），Axiomathes （《公理》），Philosophical Forum（《哲学论坛》），Asian Philosophy（《亚洲哲学》）和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当代中国思想》）等AHCI期刊。我还承担了贵州国学单列项目“中西比较：罗素和金岳霖”，拟于2025年底结项。

　　当我把“事实”理解成基于客观实在却带有很强认知建构色彩的概念之后，休谟、摩尔等人所主张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是”（事实）与“应当”（价值和规范）之间的截然二分就不再成立，于是我撰写并发表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我论述说：没有纯客观的事实，事实有认知主体的主观介入；也没有纯主观的规范，规范必须有客观基础和学理依据。我们为什么“必须”和“应该”？这是由以下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是我们的需求、意图和目标，其中意图和目标产生于需求，意图的强度往往取决于需求的强度，而需求有客观基础；二是当下的实际状况，常常与我们的需求和目标有很大差距，我们力求改变现状，造成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和目标的某种愿景；三是相关的广义科学原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共识（文化传统和习俗等）；四是人所具有的理性思考能力：面对当下的状况，根据相关学理和社会共识，我们必须或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才能满足需求、达成目标、让愿景变成现实？所以，有一条共同的纽带，即我们的需求、意图、目标、有差距的现实状况以及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等，把“是”与“应当”关联起来，由此架通了从“事实”到“价值”和“规范”的桥梁。

　　以上简要的历史追溯表明：在从事学术工作时，学者必须坚持独立思考，不能被“流行”和“权威”所慑服；脑袋里必须要有问题，且不能让一些重要的问题飘忽而过，需要对它们做持续的关注和思考；要大量搜集和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它们做批判性理解和反思；学者做研究不能过于急于求成，让一些不成熟的初步想法以“急就章”的形式发表出来；学者脑袋里的思想会自动“发酵”，一个想法会牵引出其他的想法，一篇文章会催生出另外的文章，它们最终会形成一个系列，构成一个大致的体系，成为有一定份量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