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康德诞辰三百周年的纪念不可不谓风行一时。它不仅牵动了为数众多的康德研究者,甚至超出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同样巨大的研究领域,也波及到了整个现当代哲学的研究。显而易见,这一系列活动最能反映时下哲学研究的成就、问题和动向。作为现当代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之思,康德的批判哲学无疑是当下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显学”。不过,基础和热度并不总意味着吸引,也意味着“内卷”。所以,另辟蹊径,在其他人物、话题和时代上寻求和拓展自身研究的可能,也不可不谓是时下的一种明智。何况,哲学也不限于康德及其批判,它也应该在更为自由和广阔的时空上加以讨论。只是,兜兜转转,常常不免又“回到康德”。于此,吾人深感康德的批判及其哲学仍有为人所错失,或是虽有触及却依旧没有充分展开的普遍意义。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康德哲学与其相关的研究就可以免于质疑,因而就可以作为理所应当的结果而不假思索地主张和接受。不同于此,事实上,回顾过去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迎来的并非只有不断积累的验证和可信,也有不曾中断的质疑和拒斥。因为,不同时代总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和追求,而思想的活力并不止于提出了某些独特的观点,而是也体现在能否顺应变化,创造出适应不同时代的全新的形态。因此,作为纪念,尤其是面对当下不可不谓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三百年”这个虽然说已不算短,但也绝说不上长的时间,实质上不仅有对康德哲学的肯定和重申,也积聚了由来已久的质疑和批判。并且,质疑和批判也不止于针对其思想的某些具体观点和方法,而是延伸到了以其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实质和整体。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包括环境问题、两性问题、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这些近年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涌现了出来。当然,对于康德哲学而言,质疑和批评也从不缺少。在他那个时代已有关于他的哲学过于主观和心理的批评,随后也激发了德国唯心论和新康德主义对于客观性的强调,继而现象学和正义理论却又发挥了他的哲学的主体性,而认知科学发展也冲击了他的意志自由的主张,还有如今风头正劲的人工智能等想必在将来也会动摇其思想中的人的意义。某种意义上看,这些问题和质疑确实不是康德本人或者他那个时代关注的所在,因而将它们代入康德哲学的探讨确实会有些格格不入,不免显得外行和冒失。更不要说,康德哲学对于德性和信仰的倾心一定程度上也疏离了它与现实的现代的亲近,以至于它不像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展望,而是更像是一个回归过去的心愿。
不过,人们应该不会反对,恰恰这些问题,而不是康德哲学本身,首先构成了现当代生活和变化的直接内容和发展趋势。因此,如果不能恰当地回应这些问题,而只是重复康德哲学的某些观念和论述,必然会让康德研究成为过去的学问。而事实上,尽管沿袭了旧有的问题和讨论,但是康德哲学却不能被看作是过去的重复,而是应该被看作带有变革的全新思想。正是它出离了固有的中心,将一些边缘问题纳入了理论的视野,才成就了它为划时代的思想。就此而言,它的价值不止在于提出了现代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而更在于破除了固有方式和认知,拓展了人存在和创造的边界和可能。并且,也只有这个意义才能让它不止是超越过去,也超越现代,因而总让我们永恒“回归”。
对于任何科学的研究来说,忠实于既有的事实或者基础的文本始终都是认识和运用的基础。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熟识,自然不会有深入和灵活的判断。但是,也不得不说,作为一个集两个完全异质的认知元素,即直观和概念,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感知形式,即感性和知性于一个理性综合的系统认知,康德哲学具有完全不同的向度和层级。因此,它就不应只作为一个业已完成而不可更改的思想建构来看待,而应该也看作是一个永远可以再行分解和重新建构的开放领域。因此,包括表述方式、论证逻辑和思想主题在内,它依旧保留着方式与方式、方式和目的以及目的与目的之间相互冲突和再度调和的可能。并且,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领会康德如何能破除传统,筑基现代。同时,也只有如此,它才不会成为仍未建立却已坍塌的“巴别塔”,而始终保持自身为一个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导论”。如此,它才“奠基”了人类的整个存在及其历史,显示出了自己普遍的科学和自由的价值。
作为开放的讨论,学问本也无所谓正统。反而,恰恰是对正统的维护会让它窒息。而新问题的出现,也并非总是外行和肤浅。相反,它倒是激发理论活力的全新契机。因为,往往正是在边缘之处,在通常看来并非属于讨论的范畴的地方,思想才会因为触及到了自己表达的表面的边界而生发出它潜在的全新形态和更为普遍的理论价值。而作为划时代的思想,以康德批判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其普遍的价值更在于这种颠覆和变革。因此,某些固有的认知,作为成见,固然能聚合和强化一种思想的深刻和基础,不过也会因为单纯的重复而使其远离我们这个时代。因此,纪念真正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将已有的思想再行树立为已然取得的成就,而在于敏锐地察觉到它处于也应该处于正在进行的争议。否则,理论本来富有的生气也会随着纪念的到来而一起尘封。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