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2月2日至4日，“近代德国哲学与教育”工作坊暨《17—18世纪德意志敬虔主义思想史》新书发布会在暨南大学举行。

　　会议围绕近代德国哲学与教育展开。针对敬虔主义与教育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何光沪、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凤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李日容、安徽大学哲学院张广等分别展开论述。

　　何光沪基于东、西有关教育的经典论著，深入比较了东西方教育之异同，以期对当前教育的现状有所启发。他认为，第一，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工具，而是“成人”。第二，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而非客体，所以教育不应当以学校、教师为中心，而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刘凤娟从康德的道德教育理论出发，探讨了康德的榜样思想。她指出，康德区分了经验性榜样和纯粹性榜样：经验性榜样的作用在于由外而内的鼓励，纯粹榜样的作用在于个体内部进行的自我教育。经验性榜样一开始就能够在人身上发挥作用，使人看到道德的可行性，但这并不能够根本改变个人的动机；而纯粹榜样则是道德法则的拟人化了的概念。它通过直击人心而引导其效仿和向善，但这种功能局限于个体自身内。她认为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这两种榜样需要相互协作，即纯粹榜样充当经验性榜样的目的，经验性榜样则是纯粹榜样的手段。惟其如此，才能共同实现道德教育中关于人性完善的目标。

　　李日容从对超越性的追求出发，探讨了生命教育的意义与实践。她从康德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哲学出发，指出人对超越性的寻求并不在于人性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超越性进行追求。随后，她指出，康德认为对于艺术的审美与对道德的追求有着一种亲缘性，因为二者都是无目的的纯粹的体验。艺术是对于抽象之道德的一种象征的表达，所以在艺术中我们能够经验和感受到道德，从而能够培养我们的道德，通往超越性。她呼吁哲学研究者应当将知识教育转化为生命教育，即通过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的形式实现哲学之真谛的薪火相传。张广从康德的学院与世界哲学概念之区分出发，探讨了康德哲学的教育意义。他认为，康德对于学院和世界概念的区分，表明了其哲学不仅关注知识，而且走向了对人自身的规划。以及，他指出这里所言的“人”并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而且是创造意义上的，更是伦理意义上的，即成仁。张广认为，康德的哲学教育包括事实上的知识和伦理上的道德两个方面。如此，康德的哲学教育便形成了训育、养育、文育、德育四个层级。

　　针对思想史中的敬虔主义及其影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徐广垠、中山大学哲学系周小龙、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张浩然展开了深入探讨。徐广垠以卢曼的宗教系统论为题，深入阐释卢曼宗教系统论产生的思想史处境及其内容，并反思卢曼的宗教系统论于当下的启示。通过对卢曼的宗教系统论的阐释，他指出宗教的世界观不再适合功能分化的社会，且日益面临着世俗化的挑战。因此，他认为宗教需通过反思其功能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周小龙则深入到德国早期浪漫派如何化用新柏拉图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思想资源指出，早期浪漫派对新柏拉图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思想资源之化用主要表现出几个方面：第一，前者将理智世界与感性世界连贯起来，并强调绝对者在历史和时间中动态，生成和完善，从而批判了费希特的抽象理智世界和斯宾诺莎的消极绝对者概念。由此，早期浪漫派提出了绝对者的二重化理论，即绝对者在有限与无限、自身外化与自我保存的张力中不断发展。第二，他们通过费希特的想象力理论，构建了精神活动的二重化框架，表现为充盈与匮乏、内在与外在、自我固定与扬弃的动态交替，最终创造了表象世界的可能性。

　　黄旺重点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质料与形式。他认为，通过对商品与价值之关系的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如何通过形式支配了质料，使个体和社会被抽象的价值体系所绑架，并反思社会形式与质料关系之颠倒的问题。另外，形式、质料关系在政治、经济和认知领域都有体现，代表者反过来成为主导者，从而掩盖了被代表者的地位。他批判了形式对质料的遮蔽，从而强调质料的作用。张浩然则以霍姆斯?罗尔斯顿三世的生态神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对话思想为契入点，探讨儒家思想资源对建构环境伦理的可行性与现实性，进而构建出一套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

　　此次工作坊由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与会学者围绕关于德国哲学中各种教育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暨南大学阮筠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