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竹 中国政法大学

　　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古典学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明确的研究范围和内涵，即通过系统地学习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化，培养古代的文化修养，塑造古典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质。就它的意义和价值而言，却是以回到古希腊罗马的人本主义传统，与中世纪以来的神本主义决裂，具有了启蒙主义特征。因此，就西方古典学而言，在古今维度之下，以古释今、借古喻今是它的重要使命。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历夏商周的漫长发展，在以周公制礼作乐而集大成完成了第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至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原有礼乐体系的崩坏而再次催生出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和重要人物在这个时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报任安书》），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又一高峰。这一高峰，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同样又是对三代的继承创新。此后，中国古代思想的展开，也都以回到先秦、回归先秦经典文本为基础，展开思想的诠释和创造。先秦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根脉、源头活水和思想生长点，其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学诠释学中，历代思想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以“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方式让经典活在当下，让其在阐释中获得发展和永恒的生命力，中国古代儒家学术体系也由此而延续。与诠释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反的是，中国古代的“疑传惑经”传统也深刻地表现出直承先秦，接续思想文化道统的努力。因此，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古典学”之名，但其思想的发展正是通过古今维度下的守正创新实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古典学建立的学理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古典学的时间界限应划定在先秦时期。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除了原有的古今维度外，中西维度以强力方式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主体性，中国古代原有的学术分类体系以及思想诠释体系在近代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佛教也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并引发了长达千年的儒佛之辨（辩），但总体而言，中国本土文化在这一论辩中处于相对强势，佛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相反，它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宋明时期的儒者还借鉴佛教思辨方式，将其融入自身的思想体系。即便是16世纪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也在“儒教是否是宗教”的辨析后，达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对稳定和谐的相处模式。这些外来文化并没有撼动中国文化之根本。故而，说这个时候中西问题才变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可以成立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伴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而展开的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等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当以何种方式书写和诠释自己的思想文化；中西古今维度下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该如何定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下的文、史、哲、艺等分科体系是否切割了中国原有分疏而一贯的思想体系等重要问题的思考。就此而论，中国古典学的提出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体系在中西维度下该如何命名、如何书写的反思，体现出立足自我，由正名而正实，返本开新，呈现中国古典学术全貌的自觉。这是学理上的必要性，也是中国学术主体精神的豁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传统文化“一阳来复”。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明寻找思想的源头活水，同时，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思考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如何存在和发展，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这些无不说明中国这一东方古老大国，面对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诸问题，欲有所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勇气和担当。就此而论，中国古典学的建立既符合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符合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必要性，又呼应了时代需求，其中必然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问题、中华文明探源等问题，也必然内含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挖掘等议题，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基于以上分析，作为专业的中国古典学的建立应该遵循在古今维度，重传承和发展；在中西维度，于异中寻同的原则，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打破现有文、史、哲、艺等学科的界限和区隔，立足经史子集，古今会通，中西融贯。具体而言，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庆中教授所言：宜遵循“入乎小学，参稽西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的进路。这是一条由“通而精”到“专而深”，再到“明体达用”地扎实推进的学、研、履的进路。由此，知识与价值、理论和实践得到统一。

　　总之，中国古典学专业的建立旨在以古典为根，守传统之正，拥抱时间中的现在和空间中的世界，建构中国式的具有全球意义的核心范畴和价值体系，彰显中国学术的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