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11月23—24日，江南经学论坛：文献·制度·阐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举行。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经学史、中国经学制度、经学与文学研究、中国经学思想与阐释研究。

　　经学研究队伍逐渐壮大

　　经学是对儒家经典进行训解和诠释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国经学是政治、文化、教育和知识判断的标准。进入近现代，经学所依托的政治制度和教育选拔制度不复存在，加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引入，经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学术体系都被解体。但是经学中的知识和思想不会消亡。”南京大学中国经学研究所所长徐兴无表示，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中国经学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史哲等学科对传统经学进行分科治学的过程中，为经学研究带来了很多新工具、新方法、新视野，作出了巨大贡献。经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知识之一。经学研究不仅对继承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也是中国古典学、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学在各界学者的努力下，硕果累累。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郑吉雄认为，经学研究除搜罗佚籍，更应反思经术与经世的关系。经学家亦应不离历史洪流，不断“回应”新思潮、新价值之“碰撞”，并将其回应心得注入经学研究之中。他建议，经学研究未来可关注经术与政治、经学与教育、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的经学转向、创新方法、国际化等课题。倡导跨领域研究，以义理、训诂相结合，加强经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的对话融合。

　　会上，还有很多从事中国经学研究的国外学者。美国杨百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大伟(David B.Honey)介绍了他所撰作的五卷本《中国经学史》。目前这套著作已出版前三卷，第四卷已交出版社，第五卷拟5年后完成，是西方汉学界第一部多卷本中国经学通史。其中《南北朝隋及初唐卷》与南京关系密切，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主持翻译。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青年学者高田宗平介绍，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出现许多“国学者”。他以平田笃胤的学术与思想为例，论述了“国学者”的汉学知识领域。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青年学者伊藤裕水则以《尚书大传》为中心探讨汉代的“圣”的概念，从中揭示了汉代思想自黄老思想向儒家思想的转变形式。

　　推进经学文献研究不断深化

　　经学文献整理和研究是经学研究的基础。作为传世文献的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其文本的师承体系多有异说，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虞万里经过缜密比勘，发现《春秋公羊传解诂》与熹平石经所载的《颜氏春秋》本，以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均有差异，通过分析，他判断何休的文本出自杨弼、李育等系统，并依据胡毋生解经条例对文本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改易。

　　《周易》是经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顾永新表示，对《周易》文献及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既要符合文献学的内在规律性，也要符合《易》学自身的规律性。只有基于可靠、有序的文献和科学、准确的文本，才能做好《周易》文献学的研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其文献开展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的综合研究，并对其文本进行细致的校勘和全面的辑佚。

　　《诗》学文献是指注解和研究《诗经》的文献。“70余年来，《诗》学文献在影印、整理、研究和数字化等方面，成绩突出，但也存在影印重复、整理水平不足、研究不够深入和数字化资源匮乏等缺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立志表示，必须通过加强合作，充分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传播普及《诗经》成果，切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望未来，《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可以在汇校文本、编纂目录，辑考汇编，数字化，新注释等方面加以推进。

　　丰富的出土文献不断为中国经学研究提供新材料、新证据、新语境。近年来，荆州博物馆在配合城市项目建设中，陆续发现并发掘了部分战国楚简、汉简。本次会议特邀荆州博物馆博物研究馆员蒋鲁敬介绍了纪南城周边新出战国楚简。他介绍，新出楚简包括王家嘴出土的竹简《诗经》、《孔子曰》，秦家嘴出土的竹简《吕刑》、枣林铺出土的楚简《诗书之言》等。《诗》类文献达一百多篇，悉为《国风》的篇章，已有章句的统计，呈现出定本的形态；《吕刑》的发现，再次证实当时“书”类文献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这些新出土竹简呈现了战国时期典籍类文献在楚国核心区域流传的特点，揭示了战国时期随葬典籍文献的墓主身份。

　　在梳理经学的阐释传统中建构现化经学的主体性

　　孔子编撰六经是以整理典籍的方法保存过去的文化和思想，从而给后人一个与历史对话的场域。“不同时代的经学研究者可以借助阐释经典形成话语系统，并在其中阐发自己的思想。”徐兴无表示，目前，中国经学要着重关注两件事：一是梳理经学的解释传统，从中找到经学真正的主体，提炼出中国人解释思想、表达思想的特殊方法。二是推进经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他认为：“我们不仅要整理前人阐释经典的方法，还要运用现代哲学、阐释学、话语理论等创造我们自己的阐释方法。除了理论上阐释方法的更新，我们还要思考如何将经学走向实践。”

　　在两千多年中，中国学者对经学的研究形成一整套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也体现在古今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日常生活中。比如“实事求是”就是经学话语，也是最早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话语范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梳理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从汉代直至近现代的源流与演进。他指出，汉代经学提出的“实事求是”被宋儒发展为“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治学理念；至清代汉学又演进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清代汉宋之学的斗争与融合过程中，“好学深思”成为“实事求是”之学的内在精神。在古代经学经世致用精神的引领下，“实事求是”成为近代中国经时济世的标准，接引西学的利器，以及开启现代中国基本精神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对解经者与时代环境关系的考察，有助于分析其具体解经情境和经义理论的阐发机制。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通过梳理南北朝时期隐士们的“山中经学”现象，揭示了南北朝经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以及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现象；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车行健通过对《魏风》<硕鼠>诗的考察，看出历代解经者依随其时代环境而形成的“诠释轨迹”，而此轨迹亦会再透过后继者的诠释活动再持续下去。他表示，一部经书、或其中的一个篇章，甚至一个段落的解经历史所刻画出的诠释轨迹，往往可以呈现两千年学术思想史的某些发展脉络，甚至反映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些侧面。

　　会议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中国经学研究所主办，苏州城市学院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