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多维视角 

德国古典哲学与时代问题  

　　康德哲学的地位与影响

　　日本学者安培能成提出，康德“在近代哲学史上恰似一个处于蓄水池地位的人，康德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康德哲学在哲学史上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即使对于今日我们的时代，也很有启发性。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尚文华反思启蒙时代“信仰的虚无处境”，认为康德在处理基督教问题时将神性的部分置之不论，这在解决善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带来了虚无主义危机，而黑格尔所要处理的问题正是我们在启蒙时代如何谈论上帝的问题，他在知识论上就论证了认识与对象如何在实践中辩证地克服差异性达致同一性的问题，这条路径正好可以延伸到宗教哲学问题上，构成黑格尔对虚无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

　　康德理性立法不仅具有启蒙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也有指导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郭大为指出，康德通过“哥白尼式革命”所颁布的两大理性立法，为生活在启蒙时代的人们勾勒出认识与行动的原则、方向、路线和愿景，也为现代社会提供认识与行动的原则，为克服现代困境提供了重要指导。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建军强调康德的理性立法在哲学中的重要性，理性立法着眼于对世界的“改变”，而非对其进行单纯的“解释”，将形而上学的主旨与理性的立法进行关联，这是康德的一项伟大功绩，从历史角度看，它反映了理性对于信仰的胜利。只有通过理性立法的方式，人类的“永久和平”理念才有望在现实中得到切实推进。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武小西探讨了阿伦特“公共领域”概念的康德式阐释路径，阿伦特的公共领域可看作复数的“目的王国”，它超越了自然律统治的因果世界，构成了由行动建构的“目的自身”联合体。阿伦特强调的行动的开端性，也呼应了康德所说的自由意志对新的因果链的开启。然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康德式阐释面临“非道德主义”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卢春红分析了康德哲学对历史哲学的意义，康德将“普遍历史的理念”引入历史哲学，揭示个体自然状态到普遍自由状态的进步过程。这不仅推进了对历史哲学的建构，而且呈现出复杂的路径。至黑格尔，对于历史的开启恰恰指向的是历史的终结；而在感性的视角中，终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束，而是同时指向对历史性的开启。

　　康德与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作为《存在与时间》的历史导论，既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在康德哲学的阐释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和争议。澳门大学哲学与宗教系王庆节从海德格尔对康德“想象力”概念的批判出发，从想象的问题、共同根的问题、现象的问题和成象的问题四个方面阐释了海德格尔的康德批判，同时结合《易传》对易经的解释，指出了中国古典的存在论思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由《易传》发端的中国形而上学传统中“象论”的可能性。

　　四川大学哲学系张清涛指出，当代康德学界对“想象力”作为理性的共同根进行了批判性辩护，在理论理性中，是作为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在实践理性中，是作为意志与理性的共同根，但共同根仅在理性的经验应用中成立。而海德格尔从直观出发的非概念论的方法，扭转了解释方向，从理性走向了理智直观。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陈刚则通过海德格尔的阐释分析了语言与范畴的关系。海德格尔借助拉斯克的构成性范畴阐释埃尔福特的意谓样式，又借助埃尔福特学说中与语言共属的存在样式和沉思样式，超越拉斯克的反思性范畴。通过直接性的丰富性的“存在—沉思—意谓”样式，海德格尔为外在形式语言构筑了一个“前结构”，也实现从抽象范畴到作为“范畴之范畴”的活生生的语言存在的道路转向。

　　专家学者的探讨不仅仅限于康德自身的学说，还聚焦于康德哲学的地位和影响、康德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黑格尔、谢林、费希特、雅可比等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

　　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作为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郭冠宇探讨了黑格尔哲学中纯粹逻辑向自然域过渡的问题，提出自由概念作为关键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黄钰洲则讨论了黑格尔的“警察”概念，分析其在国家中的角色变迁和哲学史上的概念变迁。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东辉聚焦于黑格尔的本质学说，他指出黑格尔认为意识主观地设定本质，然后予以扬弃，再在新的阶段设定，再扬弃，如此不断进展，以至设定本质的知性思维本身得到扬弃，最后被思辨思维所取代。黑格尔的这种本质学说使他对现代科学和社会理论都产生了独特的辩证理解，尤其是引入了“异化”“变易”和“和解”等重要概念。四川大学哲学系余玥探讨了历史语境下黑格尔哲学中实践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从整体背景的角度讨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还从自由的角度说明了历史哲学独特的“创造性”，从“自由创造”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和艺术的关联，肯定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理解自由和意义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探讨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法律观，他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坚持了黑格尔的法律观，但是马克思坚持人民主权，反对君主立宪，拥抱自由平等，使得马克思的法律观和黑格尔依然存在差异。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传顺从新的视角考察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伦理”篇的家庭、市民社会以及国家三个环节，揭示其社会哲学中内在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因素，从而为全面理解黑格尔法哲学提供一种可能性。

　　谢林哲学与费希特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和吴增定都探讨了与谢林哲学相关的问题。先刚详细探讨了谢林对狄奥尼索斯形象的哲学解读，揭示了多神论与一神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谢林认为，狄奥尼索斯是多神论与一神论之间的桥梁，体现了从绝对统一走向多样性和秩序的过程。他将狄奥尼索斯视为在所有潜能阶次中贯穿的神，尤其是在第二位神的角色上发挥重要作用，促使绝对封闭的统一体向多样化过渡。吴增定探讨了谢林对笛卡尔的论述，他认为，谢林把笛卡尔对于后世现代哲学的支配性影响归于他的本体论证明，最终的批判矛头事实上指向的是其同窗好友黑格尔——虽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本体论证明这两个原则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大一统，但是黑格尔仍然无法回答一个本原性的问题：体系为何存在。

　　费希特哲学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贾红雨考察了费希特知识学的发端，他提出，费希特哲学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从一个起点出发，一步步推演出整个体系这一归属于德国观念论的独特的理论建构方式。费希特的知识学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确信及信仰，其二是体系性的建构方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毛林林从阿多诺和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出发，指出，作为体系哲学，费希特哲学被阿多诺哲学粗暴地划归为同一性哲学并受到了批判。而在黑格尔看来，费希特哲学恰恰是未能建立起同一体系的反思哲学，无论是康德、费希特还是雅可比都将绝对者设定在彼岸，因此最终只能沦为二元论的哲学。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万年论述了费希特对康德自由自律学说的继承与超越，他认为，费希特对于康德自律学说存在着继承，即自由是个体理性所进行的自我规定；但是费希特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转变，他从康德式的个体自律转向了一种共同体的集体主义，将人类理性扩大到理性文化的范畴之中。

　　本次大会上对康德思想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现状的阐发和思考，激发着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反思。期待学者们在面向未来的研究中，能继续将古典哲学与现代现实相结合，寻找出更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黄晓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江一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