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何以影响今日世界？   

康德与现代思想世界   

　　2024年9月21—22日，值康德诞辰三百周年，“康德与现代思想世界”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与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2024年年会在湖北武汉举办。面对时代问题和科技的加速发展对人类的自我理解造成的重大冲击，专家学者聚焦康德在知识的基础与行动的规范、理性和自由、永久和平的理想与德福一致的希望等诸多重大议题，探寻人类的希望和福祉。

　　康德与今日世界

　　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何莲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康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康德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间接地促成了马克思伟大的思想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也为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学术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业勤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共同面临诸多的挑战。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进步，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需要哲学的智慧；我们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也需要仰望星空的思想家，需要思考人类未来的哲学家。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不仅在若干重大议题上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世界，他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李佃来教授谈到，日本学者安倍能成的“蓄水池”比喻准确体现了康德哲学的重要历史意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因此要理解现代世界，就不能忽视康德的遗产。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董尚文教授认为，康德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现代思想的启蒙地、哲学史的蓄水池，始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韩水法认为，在当今世界，人们依然隆重热烈地纪念康德，正是因为康德哲学在今天依旧是活的思想。在当代哲学的任何一个主流领域，人们从事研究和思考时，依然能够从康德哲学那里获得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方法的资源和启示；甚至在面对和解决国际和平这样的现实问题时，康德的思想也能够提供有效的路径。南京大学教授、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轮值主任张荣表示，康德，这位德国哲学的巨擘，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为科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划定了界限，使人们在追求知识的同时，坚定对道德和自由的追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志伟表示，今年是康德诞辰3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是哲学史上最受当代哲学青睐的哲学家，因为康德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康德哲学有两大主旨：头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而时至今日，自然与自由，科学与道德仍然充满张力。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19世纪形而上学衰落之后，哲学变成了一个专业学科，但遗失了根本问题和终极关切。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哲学在提醒着我们，时代的危机，哲学的危机。

　　在康德思想深处反思和超越

　　在大会主旨发言中，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晓芒在题为《从康德到第三形而上学》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应当从两种形而上学之间的“桥梁”提升为第三种形而上学，即审美的形而上学，并成为前两种形而上学的共同根据。康德之所以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是因为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只是西方传统的“物理学之后”和“存在论”，审美在这种意义上只能是“桥梁”。邓晓芒认为，第三形而上学应是经过对西方物理学之后和中国伦理学之后加以综合而超越双方之上所提出的一种更具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形而上学设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主旨报告的题目是《Willkür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及其汉译》。他主要探讨了如何恰当翻译康德的Willkür这一重要概念的问题。他从词源学上考证了Willkür一词在日常语言和哲学语言中的含义，又考据了康德常翻译为Willkür的拉丁词Arbitrium的含义及其在哲学史上的用法，继而考察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中对Willkür的不同刻画和涵义。最后，通过比较和分析“任性”、“任意”、“决断”三个汉译词的优点和缺点，李秋零认为，比较而言，“任性”仍然是对Willkür较为恰切的译法。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在题为《康德统一理性与意志的努力及其后果》的主旨报告中提出，只有理解了康德的理性观，才能真正理解康德的自由观。前康德哲学将理性理解为一种概念演算能力，然而当这种理性成为最高的尺度和权威之后却产生了双重困境：一方面，这个世界被呈现为按因果律运行的机械世界，其中没有目的、没有价值，没有善恶之分——这就是虚无主义困境；另一方面，作为人身上的最高能力，理性却无法成为行动的动因，在行动上，理性服从于意志与情感——这就是休谟所揭示的“理性是欲望的奴隶”困境：最高能力是较低能力的奴仆。理性批判之所以成为康德哲学的主题，就在于他试图通过理性观的突破来解决上述困境。

　　德国艾希施泰特—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授施瓦德勒探讨了“康德论人的尊严的不可分割性”问题，他通过考察康德“尊严”概念，指出“尊严”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法律术语，它必须完全以法律为基础。根据规范性理性与描述性理性严格分离的现代教条，这种法则不可能是自然法则。因此，我们必须假定第二种法则，即道德法则，其来源是自然世界中唯一不仅因为法则而存在而且本身也是自律的立法者的存在者。康德认为，正是这种立法权毫无例外地构成了每个人的尊严，它独立于任何个人财富或价格。因此，人的尊严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确保和实施对其不可分割性的尊重构成了任何公民立法和任何国家行动的任务、合法性和限制。

　　康德的理论哲学

　　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哲学表述，康德哲学被认为是具有“哥白尼式革命”。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将自己开创先验哲学的事业类比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思维方式的革命”。北京大学哲学系南星借助拉卡托斯提出的“研究纲领”概念，将康德的类比阐释为一种新的研究纲领的提出，并以此为背景评估了先验哲学的理论特征和历史意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心宇认为，在一种流俗的看法中，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是一种朝向主体性的哲学转向，而从现代性问题的角度来看，如果仅仅从主体性转向的角度来理解康德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表达，康德哲学与早期近代哲学之间的界限就完全模糊了。“哥白尼革命”意味着康德哲学与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关联从实践哲学转向了理论哲学，康德哲学的现代性特征从“主观性”转向了“形式性”，理性作为规则能力的原则、生发场所转向自然科学领域。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张广探讨了《纯粹理性批判》分析论最后附录和注释之中的反思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不同于原理论中判断力的概念与直观自上而下的结合，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结合，从而有助于认识康德批判哲学感性和知性的划分及其结合，尤其是从感性到知性的过渡。

　　康德的实践哲学

　　康德的道德哲学不仅以纯粹理性以及道德法则为主要内容，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在其中也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董滨宇教授认为，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并具有一定的层级性，且与其德性理论紧密相关，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概念体系。这使其伦理学不仅符合先验哲学框架，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经验性内涵，道德论与德性论相互贯通，构成着理性存在者的整体性人格。

　　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建军教授提出，康德的道德动机理论并不只是由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强调的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个单一的层次所构成的，而是包含一个由义务的强制性、对法则的敬重感和至善理念所组成的层层递进的先验结构。在这个三级结构中，至善理念由于发挥着道德“总动机”的作用，因而是康德道德动机论中的真正“主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吕超副研究员认为，初受道德启蒙的个体首先发现自身所处的“原初不纯粹性”（original impurity）的存在状况，当主体以某种方式回应“原初不纯粹性”时，他才会将自身确立为道德主体，并进入三种恶的倾向的状态之一。

　　美学与目的论

　　近年，康德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域，即人类的思想和认识是否像道德行为能力一样以自由为前提条件。学者对这一问题普遍给予肯定回答，即认为人类在运用知性和理性以思想和认识时，像道德行为能力一样预设了先验自由。清华大学哲学系范大邯考察了审美能力与认识能力的关系，并认为由于审美领域可被视为认识与先验自由关系的一个子领域，审美自发性同样预设了先验自由，但审美评判本身即自由游戏并非绝对自发性的例示，而只是人类的两种认识能力在本性上协调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卢春红研究员提出，“有机存在者”在合目的性的转换推进过程中，承担起作为目的的自然现实化自身的任务，并在对自然的“有机化”的建构中获得“物自身”的呈现。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会晖认为，在康德美学中，审美具有多维度的重要意义。对于个体能动性，艺术活动里个性审美自由优先于秩序规则，且发挥审美、艺术能力有道德意义。对于交互主体性，审美和艺术创造力的公开应用，传达多元想象等，激发思考与自我启蒙，促进共通感和共同体统一。

　　康德与德国唯心主义

　　康德被认为是德国唯心主义和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他通过对理性的纯粹批判，主张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其认识论将世界分为表象和物自体两部分，认为只有表象世界能被我们所认识，而物自体则超越理性之外，无法被认识而只能被信仰。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尚文华教授梳理了康德所代表的启蒙精神与黑格尔形而上学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比较了黑格尔和康德的宗教观，并提出黑格尔神学体系存在对“人子”的遗忘，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转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看到这个时代的信仰困境，并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局限。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倪逸偲研究员认为，康德的“自由游动”（freies Spiel）与费希特的“自我感觉”（Selbstgefühl）概念都指向了一种先行于感性与知性的，作为一切认识能力基础的原初自我活动，并构成了康德与费希特共享的先验存在论的底层理论架构。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丁教授梳理了谢林对古今之变的思考演进，提出自然—希腊神话与观念—基督教神话构成了次第展开的过程性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晚期谢林思想中的“三重狄奥尼索斯”可被揭示为各潜能阶次彼此克服—协调的中介，从而为古今世界提供连续的解释。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实践哲学、康德与现代欧陆哲学、康德哲学的当代影响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其中一些观点、新视角和新问题启发我们不断地反思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