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意义上说，英格尔斯的理论和中国100年前思想文化先驱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现代化本就是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的，人的现代化意味着对前现代人的整体存在状况的超越——最根本是要超越人的依赖关系。但是，在今天来看，他们的观点无疑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所谈的现代化更多是工业现代化，所谓的现代化转型更多体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共时的角度看，他们更多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人的现代化也就体现为人的西化。事实上，今天人类社会现代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人类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在思想文化上出现对西方工业现代化进行反思批判的后现代等思潮；其次，人类面临着主要由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整体性困境；再次，中国成功开拓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化及其人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都需要一种全新的把握。

　　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指出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分别侧重解决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问题，强调不能简单、静止地比较优劣，而是要“问题问到哪里，就持哪种态度”；西方文化的特点只在其适应人类解决人与物的问题，而中国、印度文化在当时并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只不过是合不合时宜问题罢了，在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凸显时代——即人的现代化问题凸显的时代——中华文化、印度文化的优势凸显出来。罗荣渠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也指出，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绝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弃。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而成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因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的现代化，既要考虑人的现代化的共同性，也要考虑人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使中国人的现代化更为健全、真正朝向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讨论人的现代化，也要以“第二个结合”来解放思想，拓展人的现代化的历史纵深和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论述“第二个结合”时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同时，他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存在诸多契合、相通之处。例如，都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并将之作为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确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论是一种生命本体论，正如牟宗三指出的，儒道释三家所阐发的性理、玄理、空理都是生命的学问。再如，都重视人的社会性及其关系，以之理解人的本质。还如，都强调人是历史性存在物，要发展地看待人。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唯物史观乃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学以成人、一生一世学做人，安乐哲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将人视为生成的存在，其所对应的英文不是human being，而是human becoming。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一是逻辑与诗性的互补，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逻辑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凸显诗性智慧；二是理智与道德的互补，马克思主义更注重理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崇德，强调以德为先、厚德载物；三是理性与情感的互补，马克思主义更重视理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是情本体的文化，情在理先，或者如梁漱溟所言理本就是情理而非物理；四是科学与人文的互补，马克思主义突出科学性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人文性的显著特征；五是能力与境界的互补，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以社会实践改变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强调诚意正心、明德修身以求内圣；六是物与心的互补，马克思主义重视物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更强调礼乐教化、心性涵养、心灵安顿的主导性功能。

　　从人的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事实上肩负着关照生命、保存情意和诗意、彰显道德力量、发扬人文精神、提升人生境界、安顿心灵的任务。这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也是解决或舒缓当下人们生存焦虑、意义迷失等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这些都需要通过“第二个结合”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当代价值、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在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也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文化信仰作用，传承民族精神与智慧，为每个中国人注入文化意义的生命力，过上有灵魂的美好生活。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要遵循“第二个结合”，使人成为更加完整、全面发展的人，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