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现当代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其批判哲学思想体系既结合了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精义，又带来了思维的“哥白尼式革命”，并建立了现代哲学体系和思想的精神大厦。在他的哲学殿堂里，他把道德的人确立为最终目的，从而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指引。时值康德(1724.4.22-1804.2.12) 诞辰三百周年，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学等领域的迅猛发展对我们关于自身与世界的理解提出了严峻挑战。今天，我们如何借助康德哲学中活着的精神和思想遗产，以重新理解我们自身，重新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对康德哲学研究专家进行了系列专访。

　　今天，我们邀请到著名的康德哲学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

　　【李秋零简介】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和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的哲学和宗教，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学术专著。他曾历时10年之久翻译完成了《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 另译有《论隐秘的上帝》《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从黑格尔到尼采》《大哲学家》等5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最近十年来，他潜心编译《康德往来书信全集》，即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作为康德研究的大家，花费了近10多年时间翻译完成了《康德著作全集》，最近您又花费了近10年时间在翻译《康德往来书信集》，这几乎花费了您前半生的时间了，您最喜欢康德的是什么？康德追求的理想是什么？ 

　　李秋零：这不是耗费我的前半生。我从开始翻译康德的著作，或者说接触康德的思想，还算年轻。但是从大规模的开始翻译康德，这个时候已经四五十岁了，已经不年轻了，再加上20年，实际我是把自己的后半生也用在康德哲学的研究上了。

　　从喜欢康德来说，应该说在我大学时代就开始喜欢康德了，那个时候除了课程上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我本科的哲学史课程后半段是苗力田讲的，苗力田当年讲康德整整用了一个学期，他给我们讲康德哲学可以说是一下子把大家的兴趣就给调动起来了，而且我大学时代把康德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全部读了一遍，可以说这是今天我们很多博士生都不见得能够实现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对康德的喜爱是早都建立起来的。

　　对于你刚才问的对康德，我喜欢什么？可能最喜欢的还是我刚才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的，他缜密的思维方式、他的论证、他的概念的定义，这都是我在接触康德之前的哲学体系时没有感受到的理论的震撼力。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跟我诉苦，说康德的著作难读，读康德读不下去，我说你没有真正舍得花费力气花费时间，我们当年读康德就是这样严格的，一个概念出现了，康德对它做了一个定义，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记住。否则，往下读你都读不下去了。因为康德对传统的哲学概念都做了自己特殊的理解，对这些东西我们是必须牢记的。

　　所以，我最喜欢康德缜密的思维方式。我的先生苗先生曾经告诫过我，说你对康德如果要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你不要在他的论证中间，因为你是插不进去脚的，他论证得特别严谨。所以你必须从他一开始，从他那个概念的定义出发，对他展开你的质疑。

　　如果说对康德的具体哲学思想感兴趣的话，我想首先是他对人、对人格、人性的特殊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道德自律的这种尊重，他这一点特别有魅力。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跟人讨论问题，有人说因为康德提出自由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如何重要。我就持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康德哲学中自由实际是服务于自律的，它是为自律服务的，它给自律提供一个基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自律实际也是一个双刃剑，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你必须从自己出发，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告诉你，有德之人不是从外表施加压力让他成为有德之人的，教育、法律的约束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没用的，甚至他对道德榜样都提出怀疑，更多的还是得从自身出发，道德不是一个强制的东西。自由成为自律的基础，是因为你有自由，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律，可以选择从自己出发。

　　还有一点，康德他终生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说早年，康德的追求并不是太明显，是因为康德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而且他的父母早亡，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那么，他是家中存活下来的孩子中的长子，这个时候已经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了，所以就辍学出去当家庭教师，挣钱养活全家，后来做大学的讲师等等，这个时候的康德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更多的可能是挣钱养活这个家庭——不光是他个人。但是我们发现康德在从事了几年学术研究之后——到大学当讲师几年之后，他这时候学术的兴趣开始占据了他最主要的思维，尤其是他开始接触形而上学问题之后，那么，如何让形而上学走上科学的可靠的道路，就开始成为他思维的中心了。

　　所以，如果说康德毕生所追求什么？我说他就是在追求让人形而上学思维走上正确的道路，康德后来获得的大学职称也是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所以他这个形而上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哲学”，就是康德毕生追求的一个东西，也是他真正取得成功的地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后，就在学界获得了比较巨大的名声，争取到了一大批批判哲学的崇拜者。人们就开始希望他把批判哲学在第一批判中建立的这些原则扩大到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去，康德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些工作了，所以我刚才说第一批判或者说是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康德真正的目的所在，它真正目的又是伦理学、道德哲学的问题。

　　所对于康德来说，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对道德的人的关注，包括他到了第三批判的时候，把文化的人称为自然的最高目的，把道德的人称为创造的终极目的。从康德本人哲学体系来说，道德的人也是在哲学体系的最高峰。所以如果简单地回答，就是如何树立道德的人的崇高形象，就是康德哲学毕生要追求的一个最高目的了。

　　中国社会科学网：据说你的《康德著作全集》今年要推出新版，那么新版和旧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推出一个新版？

　　李秋零：这实际涉及到翻译著作的一个原则问题。因为要翻译康德，我的导师（苗力田先生）还在世时，我还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从事这个工作。他有一个原则：全集不加注。这也是倒逼你翻译者不要搪塞读者——加一个注来说明你为什么这样做。用苗先生的话来说，你必须选择那些最贴近这个词的一个汉语表达，而且表达出来还能让我们普通的读者一看就明白。所以他主张全集不加注。我们最初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时候，统统是没有注释的。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东西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德文版的《康德著作全集》是有注的，有德国人加的注。德国人在做康德全集的时候，除了每一篇都有一个导言，而且在这个文中它也做了大量的注。比如说，康德表达了一个观点，它会说这个观点是谁提出的，甚至它跟你说提出这个观点的原文是什么，他们都做了这样一些详细的工作，这对于我们理解康德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读起来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康德著作全集》（简称《全集》）出版之后，就开始有人提出呼声，说原来德文版的导言把这本书产生的来龙去脉都讲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把那些东西翻译出来呢？所以，这个时候出版社开始建议我还是做一做这些工作。

　　那么，我想我的导师说全集不加注，咱出单行本，加注行吗？所以《全集》出完之后就开始出单行本。单行本就加上了注释和德文版的导言。我没有违背我导师的指导，所以就出现了单行本。但是这一来就让学界叫好。他们都说这样做太好了。这样一来出版社也就尝到甜头了，说咱干脆《全集》也把这些注都加进去，出一个新的《全集》，这个时候我实际工作已经做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所以新版本，当然了它还包含一个成分，就是《全集》出版到现在已10多年了，我不敢保证我自己翻译的就是那么十全十美。这个时候学界不少人也给我提过一些意见，说某某个地方，比如说我可能翻错一个词，翻漏了一个词，或者说换个表达是不是更好，这都是非常善意地跟你商榷的。这些东西我都积攒下来了，有的是在中途已经改了，当然有的就留下来没来得及改。那么趁这次出一个再版全集的时候，也把这些内容就加进去了，进一步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版本还是有意义的，可能加重了人们的购书负担，这是不可避免。

　　有时候是我们学术界生疏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像康德也会使用一些双关语，这个双关语如果不加一个中文的注，我们中文读者是根本读不懂的，虽然那个意思能够完全把握住，但是他体会不到康德这里的幽默。所以像这个地方就加了一些中文注。还有就是一些词本身，我们不可能在中文里边找一个现成的词来表达它，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创造一些新词。从中文里边现有的字拼成一个新词，但是还得满足我们中文读者习惯的这种望文生义这个东西，这基本上做的还算是成功的。比如，你看过去那个“现象”，我把它翻作“显象”，基本上现在被学界所接受，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就没办法了，你比如sein这个词，我们学界因为翻译为“有”还是翻译作“是”吵得一塌糊涂，这个已经不可能在中文著作里边满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凡是做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中文的“存在”和“是”这两个词跟同一个英文的to be与德文的sein是纠缠不清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做哲学研究的只要一看到存在这个词，马上想起来to be，想起来那个sein，所以我们要知道意思，忘掉争吵。我不主张一“是”到底，我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翻译作“是”，但是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照顾到“存在”这一层的含义，尤其是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涉及到上帝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翻作“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