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分析哲学可以有若干种不同的路数。其一是作为外国哲学的分析哲学，把分析哲学视为植根于特定的西方文化传统和学术脉络之中的一种哲学流派，对其重要学者和学说选择性地进行翻译、介绍和评述，是此类研究的主要任务；其二是作为世界哲学或普遍哲学的分析哲学，有如数学和自然科学，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参与国际交流，是开展此类研究的首要目标；其三是分析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的分析化，借鉴并运用分析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的经典文本，开展以哲学史研究为中心的阐释性研究，包括中外比较研究。自百余年前分析哲学引入中国以来，上述三种进路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金岳霖的《论道》属于上述的三种情形之一吗？我认为不是。首先，《论道》中的阐述尽管借助了大量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例如共相和殊相等，却显然不是介绍和评述西方哲学重要人物和学说的作品，而是一部原创性的哲学著作。贺麟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称赞《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第31页。）其次，《论道》是用中文写作的，在序言中金岳霖写道：“写这本书颇费时间。写就是想，至少在我个人是这样。前几年我的习惯是用英文想，这几年来，习惯慢慢地改过来，用中文想的时候增加”；而写作《论道》的首要目的是以分析方法阐述道这一“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8页。）而不是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致力于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分析哲学的一部分。最后，《论道》显然不属于传统的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研究的路子，虽然论及诸如无极、太极、理、势、情、性、体、用等中国传统思想的特有概念，但并无引经据典，也不见常规的释义阐发，无法纳入到公认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之下。

　　金岳霖的《论道》可以被视为分析哲学中国化的先驱之作，是贯彻和运用分析哲学的精神、理念及方法来阐述与构建植根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开山之作。相较于上述三种在中国开展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分析哲学的中国化是一条目标、方向和途径都更为模糊且艰辛的探索之路，步履维艰，鲜有尝试，其意义和价值也尚未得到认可和重视。分析哲学的中国化致力于将分析的精神、理念和方法逐步融入中国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使之成为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理想和目标，中国化的分析哲学应当能够植根于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尽管源于异域，但并不会一直被视为异己之物；中国化的分析哲学依然是分析哲学，能够保持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与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密切关联，注重运用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概念分析等分析方法，强调论证对于哲学探讨的重要性，追求思维和语言表述的清晰严谨，尊重其学术思想传承的渊源和脉络，既是分析哲学运动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分析哲学本土化的一种体现模式。

　　《论道》清晰明确地体现了立足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目标和要求。在绪论中，金岳霖写道：“中国的中坚思想似乎儒道墨兼而有之。中国思想我也没有研究过，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的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8页。）

　　《论道》应当被视为是一部分析哲学著作。金岳霖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分析哲学家，这一点很早就为其同时代学人所公认。早在1926年，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金岳霖《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一文的文前按曰：“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可厌得，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1935年孙道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说金岳霖的论著“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细密，措辞之谨严，不但中国的出版物中少有其匹，即求之西洋哲学的出版物中亦不多了”，而金岳霖运用分析法之“娴熟精到，恐怕罗素见了也得退避三舍”。（孙道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45期。）《论道》作为金岳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归入分析哲学旗下当无异议。

　　在《论道》一书的绪论中，金岳霖用了不少笔墨交待其问题意识、思想背景和学术观点的缘起和发展脉络，强调休谟、罗素的著作对他哲学思想之形成的重要影响，也提及维特根斯坦、拉姆塞（绪论中为“袁梦西”）、路易斯、爱丁顿和布里奇曼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观点，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论道》所具有的分析哲学底色。

　　《论道》之所以长久以来未被充分理解，恐有多方缘故。其一是其思想内容异常丰富且精深，正如林志均于1944年在《<论道>书评》一文中所言，此书“组织之严密，思想之精辟，感情之深挚，规模之伟大，皆不易及”。（转引自胡军等，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附录之金岳霖年表，第411页。）其二是此书的文体和风格，颇有模仿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痕迹，而这类作品多有凝练浓缩之处，往往需要做必要的解读阐释。郭湛波于1935年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指出，金岳霖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运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岳麓书社，2013年，第201页。）除了以上原由，金岳霖在《论道》中所尝试开辟的分析哲学中国化之道，其用意和旨趣一直未被充分理解和领会，恐亦为深层原因之一。相较于将分析哲学作为外国哲学或世界哲学来研究，或是将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分析哲学的中国化是一条更为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

　　（本文系作者在“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