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肖显静教授的《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是最近反响热烈的学术专著。该书的作者在后记中提出了“大写的科学革命”核心概念，以及为科学思想史研究提出的“综合论”研究纲领，被认为是该书的重点和特色。然而，从内容上看，这部书更像一部“大汇编”，全面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国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成果，以及大量国外学术成果的译介。

　　该书的缘起，脱胎于“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肖教授1999年入职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科学院大学）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辩证法教学传统。作为我国理工科研究生最集中的高校，1978年成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一时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并亲自兼任社长，在创刊号上撰文表示：“科学院很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因此，肖教授能够大胆改革教学内容，结合科学的发展来谈自然观的变革，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十年生聚，二十年创新，这部书是这辈学人勠力奋进的代表之作。

　　这部书体量厚重，读起来却有如沐春风之感：熟悉的视角和叙事方式，条理的归纳和明确的观点，让长期阅读译著的人眼前一亮。科学思想史涉及西方文明的诸多核心要素，中国作者能够考虑到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的不同，重订详略，讲深讲透，因此更易引导读者登堂入室。书中介绍了大量国内学者研究西方科学思想的成果，当然我们也期待出现李约瑟那样的人物，深入挖掘和阐述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以及发展现代科技的思想，融入世界科学思想体系。

　　如果对比另一部科学思想史著作，陈方正先生《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的结构特点便更为明晰。同样是中国学者，陈方正先生从国人熟悉的李约瑟问题出发，提出了逆命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从而梳理了西方科学文明的大传统。两人都不局限于严格定义的“近/现代科学”，而是相信存在一种独特的科学内核，能够隐含或显现于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到牛顿时代瓜熟蒂落，大放光明。他们都认为古希腊时期也发生过一次科学革命或“大写的科学革命”，因此古希腊和近代科学革命都占据了两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

　　然而，两部书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继承与叛逆》强调科学思想的连续性，而《科学思想史》重点阐述自然观和方法论的变革创新，由此他们的古希腊科学革命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数学的进步和证明方法的发现，后者则是“以哲学的方式认识自然”，相对于“神话式科学”的革命。跳出自然科学本身来认识科学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有机结合的传统，也得出了许多新颖的结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新旧量子论，都没有改变机械自然观的内核，只是一次“小写的科学革命”，而涉及生命及其演化现象时，因时间具有了生命性，对应的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才算革了机械自然观的命，堪称“大写的科学革命”。不过，作者对这样一场重要革命却惜墨如金，仅有篇幅较为短小的一章，也许为后续的扩充预留了空间。

　　本书有一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充分论述技术在科学革命中的角色。因此在前两次“大写科学革命”，史前神话式科学和古希腊自然科学中，并没有参考多少技术史和考古学著作，尽管作者也承认“技术走在科学的前面”。而到了现代科学阶段，技术早已是科学的主要承载者，却认为科学本身的缺陷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希望“合成出来的物质，既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又能够不破坏环境”。恐怕即便找到了“哲人石”，也很难达到这种完美的要求。但作者能够从这样的理想出发，认识环境问题，进而提出甚至预言未来的科学革命“地方性科学”，让自然成为科学的最终裁判者。这些新奇的观点还是颇具启发性。

　　如今“科学革命”已经成为争议性概念，本书能够在人类历史特别是科学发展的长河中，全面梳理出科学溪流的跳动，瀑布的壮美，巨流的轰鸣，堪称是一种勇敢的尝试，也是学者的情怀和使命。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以及技术给人的交往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挑战，肖教授的著作综合了学界数十年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该书中提出的“大写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的概念，以及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自然观的分析，都给我们以启迪，值得我们深入研读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