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英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素在1920—1921年访问中国之后，其思想通过张申府等人的工作而在中国哲学界得到了积极的传播，罗素哲学的一些核心术语（如“感觉材料”、“摹状词”等）也为中国哲学家所知。但以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罗素哲学，则一直没有得到学界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这几位哲学家虽然熟悉罗素思想，却至少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与其产生了巨大学术分歧：第一，在形而上学方面，冯友兰通过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充分肯定了形而上学研究的合法性，而金岳霖基于“能—式—道”三概念的形而上学体系也完全摆脱了罗素所在英国经验论传统；第二，在认识论方面，张岱年与冯友兰的工作都具有鲜明的实在论色彩，并因此与罗素的准笛卡尔式思路产生了重大的区别。

　　关于金岳霖的“能—所”论与罗素基于“感觉材料”概念的认识论之间的本质差别，从抽象意义上说，罗素的理论依然是康德认识论的一种变形，康德的认识论本身则又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二分法的一种具体运用，因此，依然处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罗素便认为感觉材料是消极被动的知识材料，并有待逻辑构造的办法赋予其形式。罗素的认识论之所以是主观主义的，则是因为作为其知识论起点的感觉材料亦貌似是私人的。而金岳霖的思想则与之明显不同：第一，逻辑之“式”是世界的底色，而“式”并不是积极的亚里士多德式形式。这些形式所能做的事，也就是守株待兔般地等待“能”之流进入或离开其不同的可能空间罢了；第二，“感觉材料”本身已是特定的“能”与“式”初步结合之后所产生的混合物，因此，“感觉材料”既不是认识论的逻辑起点，也不是纯粹的知识质料（与之相较，“能”才是纯质料），甚至亦不是私人的（因为很难说构成感觉材料的“能”是属于特定的私人的）；第三，感觉材料也不是仅仅通过形式逻辑的工具才构成外部对象的，而是需要先投射成内容，然后才能凝固为对象。因此，外部对象的形成过程，本质上便是不同等级的“能”与“式”在不同层面上反复博弈的结果，而这里出现的博弈双方本身又都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性。从以上三点来看，金岳霖的认识论本身便是其形而上学理论的一种衍生物，而其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能”的本体论地位的刻画本来就是与主观经验论格格不入的。

　　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提出的“感觉材料”概念是一个前个体的概念，而在《心的分析》所给出的“中立一元论”框架中，罗素更强调了“感觉材料”先于心—物区分的基础性意义。不过，罗素的“感觉材料”概念的认识论色彩很浓，而金岳霖的形而上学概念“能”则几无认识论色彩，因此其在欧陆哲学中的类比物更接近叔本华的“宇宙意志”。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看，金岳霖的“能”论就是对中国哲学中早已存在的“气”论传统的继承。“气”在英语文献中经常被翻译为“活力”，此译带有的“活泼”之义显然与“能”之能动意味暗合；同时，在朱子学脉络中，“气”又往往与“理”对应，正如“能”是与“式”对应的。但金岳霖“能”论超越于古代“气”论之处亦是非常突出的：第一，“能”毕竟是与“式”对应的，而对于“式”的刻画毕竟是有现代逻辑的骨架做支撑的，而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哲学所缺乏的因素；第二，“能”自身的模态含义也没有在“气”那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换言之，中国古代的“气”学缺乏对于“气”的可能样态的反思）。从这个角度看，就像金岳霖对于罗素的态度是既吸收又扬弃一样，他亦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哲学传统。

　　冯友兰的相关思考结晶，除了《新理学》之外，还充分体现在同属于“贞元六书”的《新知言》一书中。有鉴于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对于形而上学的抵触态度，旨在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冯友兰自然要向卡尔纳普等人的理论开刀。同时，由于维也纳学派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亦与康德的形而上学观点有历史联系，所以，冯友兰的相关讨论也涉及了康德。但冯友兰既批评康德，又批评卡尔纳普。至于使得此类批评得以可能的他本人的形而上学观，则非常类似于日后的斯特劳森所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此即：形而上学的任务，无非就是对隐藏在日常语言之中的基本描述框架的梳理与澄清。从这个角度看，在冯友兰看来，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所罗列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如灵魂是否不死，人类个体行动是否基于自由物质，物质是否无限可分，时空是否有穷，因果系列是否有初始，等等）的确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经验相去甚远，而不应成为形而上学讨论的恰当起点。毋宁说，他希望形而上学命题的内容尽量稀薄，而其与逻辑命题之间的间距也应当尽量被缩减——尽管其与逻辑命题之间的最小差距依然需要被维持。需要注意的是，冯友兰由此表述出来的形而上学观，除了成为斯特劳森类似观点的领跑者之外，其实还是有点类似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展现出来的思路的，因为黑氏形而上学所讨论的那些范畴（“有”、“无”、“变”等）也是蕴藏在日常语言中的基本思维规定。

　　张岱年和金岳霖与罗素之间的最大分歧点，乃在于认识论的“道统”分属问题。罗素在其认识论研究路程上的大多数时间内都属于英国主观经验论的“道统”，因此在其哲学中不难看出贝克莱与休谟对于他的影响。而张、金的思想则接续中国文化特有的实在论传统（如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韩愈的《原道》、陈亮的《龙川文集》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由于儒家在中国所占据的统治性地位，明明是作为经验论道统之一部分的罗素哲学在传入中国后竟然刺激中国哲学家发展出了一种更精致的实在论版本的认识论，具体到金岳霖身上，其思想亦带有一些道家成色，如前文所言及的“能”的流转性就很具道家意味。而张岱年在《知实论》中“生活实践为外界实在之证明”一节下所写的评论，思考出发点并不是单独的感觉材料，而是糅杂着感觉材料的人类行动之间的复杂联系。在强调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对于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逻辑奠基意义方面，金岳霖的大思路是与张岱年类似的，但在精致性方面则更胜一筹。

　　毋庸讳言，在分析哲学界，除了某些与特定当事人相关的纪念活动外，金岳霖的研究已很少被今天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者所积极引用，而在中国哲学界，目前也相对热衷于谈论从孟子传到王阳明与牟宗三的心性学，而对冯友兰的新理学相对冷淡，遑论注意到冯友兰在分析哲学理路内对于以罗素、卡尔纳普为代表的新经验主义的批判。之所以产生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原因有四：其一，由于历史的原因，金岳霖、冯友兰先生的工作的思想传承在20世纪后半叶产生了断裂；其二，改革开放以来，被注意到的西方新学术流派太多，重新梳理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上半叶所积累的学术遗产非常重要；其三，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在目前的哲学学术建制中面临着中西和古今问题；其四，此类研究需要融贯古今和中西的大才，此类人才目前也相对缺乏。重新激活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原创性哲学之意义的不二法门便是：利用现代分析哲学思想的工具，通过对于金岳霖、冯友兰、张东荪等人思想的重构，使得其直接参与国际领域内的哲学对话，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档案馆内封存的一些历史记录。

　　（本文根据作者在“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