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学习西方哲学时，面对的是一种全新且异质的文化，因此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就像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绘制地图，尽管不精确但在当时却殊为必要。今天，我将以“超越”概念为核心进入西方哲学史，展示它的古今流变，希望以此为线索把握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脉络。

　　柏拉图的超越者就是“理念”（eidos），因为理念在设立之初就超越经验世界、经验个体。柏拉图认为理念之间存在等级结构：一般理念、高级理念和最高理念。普洛丁关注作为最高理念的“善的理念”，强调其绝对超越性，认为善的理念不仅超越存在并且超越思维。普洛丁继承了柏拉图基于数学模型的本原学说，认为本原与由本原所出者不同质不同名，因此作为本原的“善的理念”不拥有由其而出者的属性、也无法以任何肯定的方式描述，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表达，由此奠定了否定神学传统。

　　亚里士多德的超越以及他对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定位争议很大。一方面，受新柏拉图主义-经院传统影响的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解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认为它是“神学-本体论”相结合的架构（theology-ontology），前者研究超越天体和自然物的神，后者研究超越范畴之普遍存在（存在之为存在及其本质属性）；另一方面，自觉坚持逍遥派传统的学者始终承认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与其物理学（physics）的密切关联，倾向于以贴近文本、贴近亚里士多德自身哲学设计的方式将其解释为“本原学说”（aitiology）和“实体理论”（ousiology）。后者不是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但却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简单来说，亚里士多德不以普遍性而以现实性作为实体标准，有非常强的具体化存在的倾向和努力；详细论据、具体论证此处省略。因此我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研究超范畴者、普遍者的普遍形而上学/本体论，只有神学/特殊形而上学，以超越天体自然物理世界的神为研究对象。

　　相比于柏拉图—普洛丁否定经验世界，以跨越自然物理世界的方式达至最高存在“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承认自然物理世界，以尊重自然、仔细研究自然的方式穿越自然达至超自然者“神”，建立起自然神学。不管是柏拉图-普洛丁的否定神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都为形而上学奠定了神学传统。阿维森纳对形而上学的对象和方法都做了重大改造，在希腊神学/特殊形而上学传统之外开创了普遍形而上学/本体论传统，从而造就了形而上学的第二开端。托马斯•阿奎那融合古希腊神学传统和阿维森纳本体论传统，构造出神学-本体论相结合的形而上学架构同时展示出古代中世纪超越问题的两大基本形态“最高者-最普遍者”（Transzendenz-Transzendental）：神作为最高者超越被造物，神的属性作为最普遍者超越范畴。在古代中世纪传统看来，神不仅是世界的推动者或创造者同时也是解释世界的阿基米德点，这一情况到近代发生了重大转变。笛卡尔宣称要重新确立解释世界的阿基米德点，他通过普遍怀疑把解释世界的基点从古代中世纪的“神”替换为近代意义上的“人”，以第一人称单数主动态宣称“我思[故]我在”；形而上学也相应地从古代中世纪的“本体论”形态转向近现代“认识论”，而这正是康德的先验哲学（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和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e）所做的工作。因此以超越问题为线索，我们不仅能够整合古代中世纪哲学，还可以将近现代哲学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考察。

　　最后，我们似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纵观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古代本体论（ontology）认为主体围着客体转，根据传统符合论真理，并非事实要符合我们的认识而是我们的认识必须符合事实，由此我们获得的知识才能为真。近代认识论（ontology）认为不是主体绕着客体转而是客体绕着主体转，这就是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根据康德先验哲学（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的说法，我们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是地认识对象是因为认识对象是认识主体通过时空两个先天直观形式和十二个知性范畴建构出来的，我们认识的是我们建构出来的对象，以此保证认识内容为真。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e）也可以按照此认识论思路解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并承认现代哲学中的“现象学转向”，强调胡塞尔意识结构中的先天关联（noesis-noema），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意识结构中的先天关联转化为此在与世界的先天关联（praxis-pragma），从而突破理论、认识领域，进入实践领域、此在的生存活动，由此可将现象学视为关系优先（onto-logy）。

　　（本文根据“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未来”青年圆桌会议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