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被称之为分析哲学之父，其著名文章Über Sinn und Bedeutung于1980年引入我国，有多个译本。在现有中译文中，将Sinn译为“涵义”和“意义”；将Bedeutung译为“指称”、“所指”和“意谓”。我主张将后者译为“意谓”而非“所指”。这里主要谈为什么要坚持译为“意谓”，此外，我要谈谈对弗雷格“意谓”的认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首先，“意谓”与“真”相关。从历史上看，1994年我翻译为《论意义和意谓》（《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首版），2006年改版为《论涵义和意谓》（《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再版）。在两版翻译本中，Bedeutung译为“意谓”保持不变。1996年，第一本《弗雷格思想研究》专门探讨了“意义和意谓”。在“意义和意谓（I）”六小节中，分别从历史、符号、专名、句子、概念词等方面探讨了意义和意谓。在“意义和意谓（II）”三小节中，第一是所指；第二是意谓；第三是专名理论。“所指”该词并非从德文词Bedeutung直接翻译的，而是最初从英文词reference翻译而来。reference的词根是refer，含有“指的行为”之义。实际上，弗雷格的Bedeutung主要是一种语义学意义上、与真假相关的东西。其核心的概念是“真”，所说真假，假就是不真，中文译为“指称”就是有问题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在于，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意谓”的区别在弗雷格著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且弗雷格始终在区别句子的含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该区别与在1879年的《概念文字》中的“内容线”（“水平线”）相关，因此与“内容”相关，与“可判断内容”相关。此时，可判断内容并未区别出今天称之为“涵义”和“意谓”的东西。真假是与内容相关的东西，至少是可以与内容相关的东西，所以，“‘意谓’这个用语表明，它既与内容相关，又与真假相关。所以我认为，‘意谓’不可能是指客观外界的具体事物。弗雷格使用‘意义’和‘意谓’这两个德文词，从字面上说有类似的含义，但是不完全相同”，特别是弗雷格认为，“追求真就是努力从意义推进到意谓”，因此“意谓”一定要与真相关，这一点至关重要。

　　其次，运用句子图式分析“意谓”。在1996年的《弗雷格思想研究》一书中，我提及弗雷格给胡塞尔信中所画的一个图。在该图中，区分了“意义”和“意谓”，但是“意谓”和“真值”同属一个层次。

　　后来在2006年《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二版序中出现了句子图式的雏形。此时，之所以称为雏形，是因为句子结构的顺序与弗雷格的一样，但并没有将相关认识体系化、理论化。（如图）

　　2014-2016年，我在《语言与世界》中给出了句子图式，此时形成了一个整体，对语言提供比较完整的解释。（如下图）

　　句子图式的核心概念是“真”，它属于“意谓”一行，与弗雷格的思想完全一致。句子图式有助于我们关于真的认识。在第二行中，“是真的”是关于思想的断定。在第三行中，真之条件与思想不同，因而与对思想的断定不同。“真”与思想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这里的区别要点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是经验的，而句子的真之条件是先验的。这就是弗雷格所说的，从涵义或思想进入到了“真”。

　　要理解弗雷格的“意谓”，就需要联系他的逻辑来谈。弗雷格从逻辑出发，首先考虑的是句子或相应于句子的东西。“意谓”是从与句子相应的东西区别而得来的，因此它首先是与句子相关的东西，而不是与句子部分相关的东西。从逻辑出发，语义层面的核心概念就是“真”。因此，弗雷格所说的“意谓”与“真”相关。

　　再次，从“是”与“真”的关系看。在2003年的《“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中，我指出：“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贯穿始终。我还提出，应该将truth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应该将‘是’与‘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该观点被称为一“是”到底论。这对“意谓”的认识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创始人，与传统逻辑具有区别。前者的基本句式是函数结构，后者的核心句式是“S是P”。“是”一词在传统逻辑中是逻辑概念，是核心概念，但是在现代逻辑中它消失了，不再是逻辑概念。但是，两种逻辑具有相通的地方之一，即两者都有“真”这个语义概念。而上文说的“是”则是句法层面的。西方哲学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是”到“真”。在传统哲学中，核心概念乃是“是”，而在分析哲学中，核心概念则是“真”。

　　最后，在澄清“意谓”的译文同时，谈谈弗雷格“意谓”的认识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几经思考，我将弗雷格的Bedeutung坚持译为“意谓”，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该译名对我的影响很大。实际上，我三十多年坚持谈“意谓”，比如，哲学是关于认知本身的认识等，这都是与认知相关的，坚持弗雷格的认识对于我的哲学研究有重要作用和帮助。所以，例如我们可以把王路的哲学研究看成中国哲学的一部分，王路的变化和王路的进步就是中国哲学研究的进步，这对我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我把这称作“王路现象”。

　　此处提及该现象，是因为弗雷格的思想在我的思想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把“意谓”一词所产生的影响普遍化，以此来思考它给我国学界带来的、以及可以带来的启示。其一是逻辑的启示。“意谓”一词不是逻辑用语，却是与逻辑相关的。理解弗雷格的“意谓”一定要与他的概念文字相联系，要与他说的判断线和可判断内容相联系，因而要与真假相联系。其二是哲学的启示。“意谓”与逻辑相关，同时成为哲学讨论中的基本概念，这就说明，它为哲学研究提供了认识并推动了哲学研究的发展。其三是对逻辑和哲学的认识所带来的启示。对Sinn和Bedeutung翻译中，将前者译文改为“涵义”，而坚持后者为“意谓”，主要原因在于对逻辑与哲学的认识，以及对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的认识。“涵义”和“意义”虽有区别，但是不影响对Sinn的理解。“意谓”则不同，它与真之条件相关，因而与逻辑相关：“真”与句子相对应，与概念和对象相关。“意谓”与“指称”有根本性的区别，不容混淆。

　　获得关于“意谓”的认识，确实有助于哲学研究的进步。不仅弗雷格的研究是这样，分析哲学的研究是这样，我自己的研究也是这样。前面提到的句子图式就是最好的说明。如前所述，句子图式是在弗雷格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受到弗雷格思想的启发。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句子图式有助于哲学研究，直观上它给人两点启示。其一：逻辑与哲学研究密切联系，哲学研究要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将第一行看作是句法层面，第三行看作是语义层面，二者结合提供了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其二：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第一行是语言。第二行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即“涵义”层面的，即“思想”。第三行是真之条件，即“意谓”层面的。

　　“意谓”与“真”相关，归根结底它与逻辑相关，与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获得一个启示，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是一种哲学的方式。弗雷格（分析哲学家）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传统哲学家）也是这样。清楚地认识哲学的发展变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哲学发展变化中这些相同与不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的实质。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是哲学史主线上的东西。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则是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哲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