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运动与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提出的一种别具一格的现象学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深入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及拓展国内当前的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都非常有帮助，张祥龙先生在撰写这套经典丛书的海德格尔章节时，正是从“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引入的。据美国当代著名的海德格尔研究者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回忆：海德格尔曾经对他耳提面命，想要理解他的工作，必须首先理解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运动学说。以上提到的实际生活经验（生命运动）和形式指引，分别基于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运动”学说的生存论转化以及对胡塞尔“范畴直观”的现象学改造。

　　首先，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说进行了生存论—存在论转化。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主流观点，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以“实体”（ousia）为核心概念，以逻辑学为基本方法，后经由经院哲学特别是托马斯主义哲学的改造，导致以“实体”学说为圭臬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进路成为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主导思路。然而，海德格尔试图揭示亚里士多德的另一面向，即基于“运动”概念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研究进路，并对“运动”概念展开了存在论化的阐释。1922年的“纳托普报告”是海德格尔早期关于亚里士多德整体思想的研究纲要，在这份总计51页的手稿中，“运动”（Bewegung）一词被提到了52次。海德格尔试图从运动出发重新发现并激活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将其转化为他早期构建基础存在论的思想资源。他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运动或物理运动进一步转化为生命运动。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在研究物理学之前已经观察到更为原初的生命现象，如“猫生猫，人生人”。这种自然现象首先不是某种物理运动，而是生命运动，是某种涌现（physis）。海德格尔强调，生命运动具有双向性，即一方面总要出离于自身，他称之为“向前带出”或者“绽出”；另一方面又始终居于自身之中，他描述为一种本己化运动。

　　然而，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海德格尔的关注焦点首先放在人的生命运动即实际生存（Existenz）上。由于人的生命也是一种双向运动，因此如何描述并展示出人的生命运动正是海德格尔关注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认为，要严格描述人的生命运动，首先需要摆脱理论静观和形式逻辑方法，因为这类方法会敉平生命运动的绽出性和本己性。因此，海德格尔主张采用现象学方法，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进行体验描述，以更好地理解人的生命运动。在他看来，人的实际生存首先是源始的生命之流，具有自发动荡的起伏特征，蕴含着一种下沉的自然趋势。这种趋势是由实际生存的绽出性所决定的，意味着实际生存总是向着某个世界内的存在者投入，此乃“在世之沉沦”。另一方面，实际生存同时也是一种本己化的运动，总要从对世内存在者的沉沦中返回到本真的自己。海德格尔将这一过程称为“反向运动”（Gegenbewegung），并将其视为哲思（Philosophieren）的基本任务，甚至就是哲思本身。然而，海德格尔也警示道，如果哲思这一反向运动走向极端化，仅停留于理论姿态，演变成某种哲学体系或者理论学科，就可能遮蔽生命运动的本质，此乃“哲学之沉沦”。

　　因此，海德格尔的哲思必须同时避免停留于实际生活经验的沉沦和由极端理论姿态导致的哲学之沉沦。他试图通过形式指引的方法，以动态、处境化的描述方式来抵制这两类沉沦倾向，保持生命运动的活力和动态特征。形式指引的鲜明特征在于其防御性质，它始终保持着居间的状态，将生命运动的动态性活生生地展现出来。这些是海德格尔试图实现的目标之一。

　　然后，我们继续讨论海德格尔如何改造了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方法。按照现象学的“明见性”原则，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区分出了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明见性意指通过现象学经验将对象呈现在眼前、置于当下的意义充实。胡塞尔将这种现象学经验称为现象学直观，因此，获得直观也就获得了意义充实。举例来说，当我们提到“香蕉”这个概念时，如果能立即呈现出相关直观，我们称“香蕉”概念为充实、明见的。但若缺乏相应的直观，则该概念只是空洞的。然而，在进入某个判断时，这种明见性标准便无法得到统一执行。比如，“香蕉是黄色的”这个判断中，我们可以提供“香蕉”这个概念的直观，却无法提供“是”这个范畴与香蕉概念对等的感性直观。胡塞尔认为，虽然我们无法通过感性直观觉知“是”这个范畴，但在作出判断时，我们同时也在对整个判断行为进行一种特殊的直观，从而使“是”这个范畴在判断运作中显现出来，获得意义充实，即明见性。这一过程便是范畴直观，它与感性直观在本质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

　　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对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的区分在方法论上对应于普遍化和形式化两类逻辑操作。普遍化是根据种属关系进行的一般化操作，它受限于某一确定实事领域，比如从黄色到颜色，从颜色到感性性质，等等。它关注的是由某个确定的实事领域所规定的“内容意义”。与此相照，当我们说感性性质是一种本质存在或者本质存在是对象时，我们已经不再进行普遍化的逻辑操作，而是进行了“形式化”处理。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形式化不再是按种属关系秩序进行的一般化操作，也不再受制于某个确定的实事领域，比如上面例子中的“是”这个范畴。范畴直观揭示了判断这个意向行为与对判断的直观即意向的对象性之间的原初关联，海德格尔因此认为，形式化关注的是“关联意义”。

　　海德格尔一方面高度赞扬胡塞尔“首次把形式化从普遍化中分离出来”，并且“首要地是按形式存在论的向度并且是在对纯粹对象逻辑（普遍数学）的论证中来看这种区分的含义的”。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囿于对纯粹对象逻辑（普遍数学）的论证，如果把形式化方法运用到对人的生命运动即实际生存的描述中，这一理论化倾向却仍蕴含着去生命化的危险。在海德格尔看来，形式化所关注的关联意义必须经由具体生存处境中的实行活动才能得到意义充实。鉴于此，海德格尔想要进一步揭示形式化这种获取方式的生存实践是如何发生的，即它是如何得到实行的，海德格尔称之为“实行意义”（Vollzugssin），并将这一方法称为“形式指引”。

　　形式指引具有两大基本特征。首先是指引方式的唯一性，即每一生存处境中的实行意义具有独特的唯一性，不是普遍性的均质化。其次是形式关联的可重演性，即每个处境中的实行意义并非“仅此一次”，而是可能在其他处境中重新得到占有。海德格尔将这一特征描述为“每每如此地”（jeweilig），意味着在另一处境中，可以以个体化的方式重新占有先前的意义。

　　上述特征也进一步表明了，人的实际生存是历史性的，其中最重要的生存论环节就是重演。据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海德格尔对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或者诗人的“暴力解读”。海德格尔并非旨在进行文本注释或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形式指引的方式来揭示哲学家或诗人在思考或创作中所经历的原初生存或存在经验，并将其作为样板，以便在某种此在瞬间处境中重演。这种重演并非简单地复制，而是每次都重新赋予意义，并不断复活。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用于刻画双向生命运动的哲学方法，以揭示其在不同生存处境下的实践意义。然而，海德格尔关于双向生命运动的生存论解析一直受到广泛质疑，比如，如何在本己化的实际生存中真正为他者保留位置，让他者成为真正的他者，而不只是另一个本己化的“自身”？这一质疑直指要害。另一方面，形式指引方法由于其本己化特征，在展示本己的生命运动时，缺乏明确的可交流性和他者维度，可能会面临内容空洞、丧失绝对尺度，甚至滑向虚无主义的危险。比如，海德格尔提到的“良知的呼声”即是一个典型的形式指引性概念，但如何确认这种呼声来自真正的良知，而不是恶魔呢？对此，海德格尔提出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英雄作为榜样，来领导更多的社会大众实现整体转变，但这一做法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实践风险，无法真正消解上述质疑。尽管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方法存在一些内在缺陷，但仍具有革命性的方法论价值和思想借鉴意义，特别在中西思想比较方面，如何避免仅停留在一种概念层面的表面“比附”，而同时展露出中西哲学在不同生存处境下具有各自唯一性的实行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刻画出二者所内嵌的、具有共通性的形式关联结构？在这方面，形式指引方法大有可为。

　　（本文根据作者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未来”青年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