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圆桌（一）】批判理论视域下：技术批判、生存呼唤与文明重建   

　　导语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作为进步主义的标志一路高扬，今天，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不断重构着人类文明的面貌，技术不仅成为文明的基石，而且成为文明的驱动力。2022年以来，随着chatGPT、Sora的推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潜在的风险也随之出现。

　　马克思深入分析批判了大机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其批判理论诞生以来影响深远。法兰克福学派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他们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反实证主义著称，一方面强调“否定”和“批判”的社会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成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涉及到技术与理性、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明、技术与伦理、技术与审美、技术与现代性等众多问题。

　　为继续推进对技术文明的反思，更好地回答技术变革中的时代之问，中国社会科学网特推出“批判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数字文明与审美救赎 ” 学术圆桌对谈。

王晓升：为什么说审美的核心是拯救幻相

　　对于艺术作品不能成为它自身的现象，人们常常会感到不满。这就如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总是期待我们能够确切地把握这个艺术作品究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而艺术作品不能成为其自身的现象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我们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理解了，其实我们陷入了一种幻相之中。艺术作品好像设计了一个骗局。对于幻相的不满会使艺术走向一种幻相的危机。这种危机类似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危机。在现代艺术中就出现了这种幻相的危机。这个时候人们试图用幻觉效果取代幻相，而幻觉效果的作用就是让人们把虚假的东西误认为是真实的。或者说，艺术作品试图消除虚假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新小说、新客观主义都是如此。面对这种幻相的危机，人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拯救幻相。一旦从拯救幻相的角度去理解艺术作品的时候，艺术作品中所出现的意义危机等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比如，抽象艺术一定会导致意义的危机，而这种意义危机恰恰似乎是审美幻相的必然结果。……

　　从拯救幻相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多尔诺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与我们通常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阿多尔诺来说，艺术作品不是现成地摆在那儿的东西，而是动态的。本来，艺术作品是一个固化的东西，而不是动态的。如果艺术作品不是动态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艺术作品必须被精神化。这种精神化表明，艺术作品是在与我们的精神的互动中存在的，而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精神作用而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作品就成为一种不断变动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欣赏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建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对象化的东西是与我们的建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原文阅读】

袁新：审美救赎——今日之任务及其限度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想象还会有人只是简单地，抑或是直接地否认“审美—艺术”活动的独立性了。因为，就像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所说的：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观念和实践越来越走向自律。“到18世纪中期，一个新的美学概念出现了，它激励着艺术家们按照为艺术而艺术这一鲜明意识去生产作品。”所以，今日对于“审美救赎”的思考，即对于那样一种奠基于审美自律性与艺术自主性之上的，关于人类未来前景及其允诺个体幸福自由的理论的反思，就不应当只是停留于对其“合法性”的辩护上，而是应当积极地推进到对其“有效性”的考察上。而正是在这一所谓的“理论效度”的问题上，我们碰到了“审美救赎”理论的限度及其困境。

　　我们今日之谈论“救赎美学”的意图，应当是切实地根据实在历史的进程和具体生活的展开，现实地并具体地反思“救赎美学”之今日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条件与限度。哈贝马斯曾提出，今日应沿着本雅明的世俗启迪之路，把阿多尔诺的艺术真理概念扩大，重建美学之现代性观念以及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积极联系。 【原文阅读】

　　刘魁：马克思与智能时代的“诗意生存”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开展，随着数字技术、基因编辑、自主驾驶、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的蓬勃发展，人类似乎即将进入崭新的“智能时代”。对此，许多人欢欣鼓舞，也有不少人隐忧、感到茫然，有的人甚至感到恐惧。特别是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家务活动、医疗服务等活动的逐步替代，一些人更是忧心忡忡。据研究，由于长期的技术进步、劳动分工等因素，人类过去需要90%的人工作才能满足所有人的衣食住等基本需求，目前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只需要10%的人工作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如果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将无事可做，贫富差距将拉大。这方面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而出现了“零工时合同”与自雇职位等无保障者现象。有研究表明，在英国，2010-2014年间产生的职位期间，40%属于自雇类型，每7名劳工就有1名自雇者，平均收入比2006年低20%。因此，“人类社会将往何处去？”，“人类的主体（社会大众）将何以生存？”，就成为许多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大众普遍关切的问题。 【原文阅读】

邓伯军：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与劳动解放  

　　人工智能不只是一种技术革命，更是一种“存在论”级别的劳动革命。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劳动方式，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劳动的概念和项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段”中提出了“一般智力”的命题。“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如今马克思所预言的“一般智力”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科学知识”，而是表征社会整体知识体系的“认知能力存储系统”。也就是说，“一般智力”是指由长期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艺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体的整体性智力。伴随机器大工业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变，生产力基础已经从“一般智力”转变为“一般智能”，生产关系基础已经从“机器体系”转变为“智能系统”，劳动形式已经从“集中劳动”转变为“零工劳动”，劳动解放已经从“劳动自由”转变为“生命自由”。

　　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全过程控制不只是对劳动者的生命的统摄，还是对劳动者的生活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对劳动者政治性生命的宰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前瞻性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劳动解放的生命政治学。 【原文阅读】

陈良斌：“人工非智能”何以产生  

　　随着ChatGDP、Sora等生成性人工智能的流行，人们惊呼人工智能已经把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但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只能是狭义人工智能，即用以执行特定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与机器的产生逻辑在本质上一致，即都建立在对生产过程的“分解——增强——合成”的基础之上，它只是“在局部功能上超过人”。因而，所谓“智能”仍旧是对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化劳动的“模拟”，并通过“合成”部分地超越了人的生物机体有限性。或许其是否构成某种程度上的“主体”仍旧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人工智能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自治系统。

　　那么，现阶段人工智能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人工，然后才是智能。而且我们需要警惕，正是“智能”一词往往遮蔽了前面的人工。  【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