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哲学博士，加拿大布洛克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想象还会有人只是简单地，抑或是直接地否认“审美—艺术”活动的独立性了。因为，就像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所说的：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观念和实践越来越走向自律。“到18世纪中期，一个新的美学概念出现了，它激励着艺术家们按照为艺术而艺术这一鲜明意识去生产作品。”所以，今日对于“审美救赎”的思考，即对于那样一种奠基于审美自律性与艺术自主性之上的，关于人类未来前景及其允诺个体幸福自由的理论的反思，就不应当只是停留于对其“合法性”的辩护上，而是应当积极地推进到对其“有效性”的考察上。而正是在这一所谓的“理论效度”的问题上，我们碰到了“审美救赎”理论的限度及其困境。

　　其实，如今的我们都很清楚，作为关切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审美救赎”理论的全部目标，不过是试图在美学自律性与艺术自主性的土壤中，努力赋予艺术以超越“不同精神原则之间冲突”的能力，并预示一种“完美的幸福”。所以，即便我们不把它只看作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或者只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激励”，最多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规范的要求”，亦即一种乌托邦美学，或是阿多尔诺所谓的否定美学。如同马尔库塞所说：“现实不是全部，乌托邦维度依然需要，它指向当下，又指向未来，带来希望的前景。……艺术表现出美的性质，表征着个人未来发展的要求，感性的实质保存在审美升华中。……艺术代表着所有革命的终极目标：个体的自由与幸福。审美之维指向人走向完整，亦即基本人性的回归一维。”至于阿多尔诺，在一定程度上，则可以把他的《美学理论》视作和其《否定辩证法》一样，就是一种元政治学的纲领。因为他认为，社会统治的根基是同一性和整体性概念的强制，而只有当我们超越了这种同一性思维，并能够设想某种非同一性的生存样式时，我们才能够为政治革命提供某种元规范。而这正是《美学理论》的任务。在其《美学理论》一书中，非同一性、和解和乌托邦这三个概念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具有核心意义。总之，就阿多尔诺来说，美学问题本质上是真理问题，艺术和哲学具有相同主题。但是，由于科学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所以仅仅只靠哲学从正面把握真理非常困难，于是“在这个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怖和苦难的时代，认为艺术可能是世界唯一存留下来的真理媒介的思想就是颇为可取的”。一部艺术作品就是一个具体的乌托邦计划，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的感性幸福和情感团结的要求。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艺术是彻底解魅之社会总体的乌托邦式的重新施魅”。艺术的存在则表明：事实世界和现实原则并不是全部，艺术允诺的世界虽然脆弱，但却保存着形而上学的隐秘真理。

　　可悖谬的是，这种乌托邦美学在实在的历史进程中和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却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如同哈贝马斯描述的，“一种对立关系进来了；艺术变成了一面批评之镜，显示艺术和社会世界的不可和解性。艺术越来越与生活相疏远，并退隐到不可接近的完全自律之中。”所以，与“救赎美学”的理论抱负相反，在现实世界里：如果艺术家们坚持自律和自主要求，反对和具体生活相结合，那么就必将导致艺术的终结；可是如果艺术家们轻率地放弃自律和自主要求，把艺术等同于具体生活，这同样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而这两种实在的、具体的情形都无情地、残酷地打破了“救赎美学”的“幻象”。阿多尔诺看待先锋艺术的态度和本雅明对待大众艺术的态度，其实都包含上述两难困境。例如，先锋艺术对纯粹艺术经验的坚持，虽然孕育了意识反抗的潜能，但是如果这种审美经验仅停留在敌视日常生活的深奥的形式中，那么它是无法真正地渗透进现实世界和具体生活的，以及是不可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的。而如果大众艺术无中介地与日常生活统一，那么它同样会导致艺术的反升华。这种反升华，毫无疑问，不仅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异化和物化的倾向，反而会助长它们。

　　所以，我们今日之谈论“救赎美学”的意图，应当是切实地根据实在历史的进程和具体生活的展开，现实地并具体地反思“救赎美学”之今日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条件与限度。哈贝马斯就提出，今日应沿着本雅明的世俗启迪之路，把阿多尔诺的艺术真理概念扩大，重建美学之现代性观念以及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积极联系。他的具体思路是：首先通过打破对审美自律性和艺术自主性的自我神化，广泛地重构审美和认知意义与规范意义之间的联系，以及把“审美救赎”的重心放在艺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上，从而使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最终成为凝聚人类自由经验与释放文化传统合理潜能的积极中介。审美不仅仅只是由鉴赏家或是批评家的趣味判断构成，而且是由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情境解释构成。审美价值、艺术价值与其他价值之间的重新联结，也不是要求放弃审美的自律性和艺术的自主性，而是要求自觉地把审美—艺术活动同其他方面的活动有效地联结起来。其次，审美—艺术活动需要再功能化，即我们需要重审所谓审美—艺术活动的政治潜能和“愉悦价值”。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洞彻所有艺术类型和审美经验之所具有的内在的革命潜能，以实现审美—艺术活动对自我理解和对社会生活合理化的有效启迪。和内行与鉴赏家专注艺术作品之审美意义的凝神静思的欣赏模式不同，外行与普通人的欣赏模式是，经常分心与走神，他们不仅关注艺术作品的审美意义，而且经常在趣味判断、道德判断和认知判断之间彷徨、徘徊和跳跃。这种欣赏模式或许质量不高、不够专业，但是它具有世俗启迪价值。在这里，审美—艺术活动不是对生活的逃离和逃避，而是通向生活的窗户，是沟通艺术和生活的桥梁。正像哈贝马斯所说：“如果审美经验被结合到个人生活历史的背景之中，如果它被用于阐明境遇并有助于解答个人的生活难题——如果它归根到底不过是沟通个人冲动与集体的生活方式——那么它从属的不过是日常交往实践。” 

　　总而言之，重思“审美救赎”理论，其主要的任务应是从今日之实在的、具体的审美—艺术活动出发，一方面历史地、经验地重新挖掘审美—艺术活动的升华潜能和革命动力，即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隐秘真理，也就是阿多尔诺所谓的“美学问题本质上是真理问题”；另一方面是历史地、经验地重审“审美救赎”理论之先验的性质及其相应的规范性限度，并通过对其现实性及其历史性展开过程的推动，最终实现对“审美救赎”理论的今日的“救赎”。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九届“批判理论论坛”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