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伯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机构出版学术著作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1项。

　　人工智能不只是一种技术革命，更是一种“存在论”级别的劳动革命。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劳动方式，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劳动的概念和项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段”中提出了“一般智力”的命题。“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如今马克思所预言的“一般智力”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科学知识”，而是表征社会整体知识体系的“认知能力存储系统”。也就是说，“一般智力”是指由长期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艺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体的整体性智力。伴随机器大工业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变，生产力基础已经从“一般智力”转变为“一般智能”，生产关系基础已经从“机器体系”转变为“智能系统”，劳动形式已经从“集中劳动”转变为“零工劳动”，劳动解放已经从“劳动自由”转变为“生命自由”。

　　如果说“一般智力”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社会生产领域“看不见的大脑”和“客观抽象理论”的生产力1.0版，那么“一般智能”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生产领域“看不见的大脑”和“客观抽象理论”的生产力2.0版。人工智能将生产力推进到智能化阶段，使传统的自动化机器体系变身为具有数据储存、数据挖掘、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机器视觉、智能控制等能力的智能化机器。机器大工业以体系化力量扩展生产领域，机器体系的能力全面化体现了物性的技术化社会权力。人工智能将机器体系的“物性”权力发展到极致，以其自身的“技术逻辑”重新定义社会逻辑，当人工智能发展到社会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会自动设计出社会运行的总体性逻辑，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其运行框架之中。在一个以精准性和可控性为特征的社会生产智能体系中，我们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强大的“物性”社会权力，这种“物性”权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工具主义”或“技术主义”的数学逻辑，因为人工智能将深刻地改变作为人类生存基本形式的劳动的主体与客体的本体论秩序关系，不只是活劳动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而且对象化劳动异化的资本也需要被重新定义。

　　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在机器大工业条件下，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当机器体系发展到人工智能阶段，“一般智力”已经超越了固定资本的限制，开始走向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智能系统”，社会普遍性的“智能系统”开始演变为社会普遍性的资本，而对作为活劳动的“人本身”的规训也将成为现实。当机器体系时代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劳动方式也从“物质性劳动”转变为“非物质性劳动”。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性劳动”的“物质”并非直观性的实体物质，而是一种非实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性存在。物质性劳动在本质上是指“对象化劳动的异化”这种通过获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的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社会形式。不管“非物质性劳动”的生理形式怎样，不管“非物质性劳动”的产品形式如何，不管“非物质性劳动”的工作场所何在，只要对象化劳动凭借其垄断地位转化不变资本，活劳动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转化为可变资本，劳动的社会形式就属于“物质性劳动”。

　　如果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的机器节奏的监督者和调节者，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则是被高度智能化的结构系统所钳制的“平台+零工”的劳动者。零工劳动的生产资料转变成了算法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蓝牙技术、数字影像技术等数字信息技术。零工劳动的“活劳动”是被数字刻画的雇佣零工，本质上是复合型劳动，即在场劳动和非在场劳动相融合的共享性或合作性劳动。数字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固定资本，作为固定资本的数字基础设施在生产资本中所占权重越高，整个生产过程越不从属于劳动者的技能和技巧，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而作为可变资本的直接劳动在生产资本中所占权重下降，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数字要素。人工智能作为劳动的对象化不仅在本质上不必然成为劳动异化，而且还延伸人的肢体力量、拓展人的智能、实现智慧迁移，开始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生存”。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共谋下，人工智能所创造出来的智能化产品越来越反客为主，成为控制、奴役、排挤人的束缚性力量，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己性力量，而人则成为智能化社会结构系统中从事“零工劳动”的“附件”。

　　如果说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的“人机关系”异化，即机器“资本化”与工人“机器化”，那么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人机关系”新异化，表现为“资本化”的智能机器对人的生命世界深度宰制和个体生命意义成为被人工智能所挟制的空洞形式。伴随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机一体”劳动格局的生成，人类劳动开始从物能性劳动向智能性劳动的迭代升级。但是，人类的劳动目的却始终受到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宰制，一方面降低了生产对劳动者技能的依赖，大多数劳动者逐渐沦落为“无用阶级”；另一方面增强了生产对智能技术的依赖，使劳动者开始丧失自身的“社会性”类特性。因此，人工智能要重点化解劳动目的可能出现的新型异化形式。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劳动”能力在本质上是借助人工系统生成的，是人的劳动能力的技术化生成物，是人类智能的弥补、延伸、增强。人工智能对人的劳动能力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可能会加剧劳动异化，可能会出现借助人工智能对人的身体和思想本身进行再定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会给劳动解放带来契机，可能会出现借助人工智能节约劳动时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作为“自动机器体系”的人工智能系统转化为固定资本，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作为不变资本的人工智能成为生产系统运行的真正主人，牢牢掌握数字资本剩余价值的分配权，最大限度减少活劳动费用支出，从而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作为活劳动的智能化劳动转化为可变资本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相比“站在机器旁”的工人，“数字”活劳动从“具身化”劳动向“离场化”劳动转变，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创造不再拘泥于工厂体制内部和劳动时间内部，剩余价值的社会性外溢可能造成劳动对资本隶属的相对自由性。但是，资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也重建了对劳动的役使机制，劳动过程的碎片化散射使雇佣劳动的价格不足以体现劳动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社会性外溢可能造成资本对劳动的实质性吸纳。质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全过程控制不只是对劳动者的生命的统摄，还是对劳动者的生活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对劳动者政治性生命的宰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前瞻性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劳动解放的生命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