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作为进步主义的标志一路高扬,今天,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不断重构着人类文明的面貌,技术不仅成为文明的基石,而且成为文明的驱动力,由此,技术文明也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围绕技术文明的争议从未停歇。
马克思深入分析批判了大机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其批判理论诞生以来影响深远。法兰克福学派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他们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反实证主义著称,一方面强调“否定”和“批判”的社会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成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涉及到技术与理性、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明、技术与伦理、技术与审美、技术与现代性等众多问题。
为继续推进对技术文明的反思,更好地回答技术变革中的时代之问,中国社会科学网特推出“批判理论视域下:技术批判、生存呼唤与文明重建 ” 学术圆桌对谈。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涉及技术与理性、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明、技术与伦理、技术与审美、技术与现代性等众多问题。下面,我就依据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有关文本,围绕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以及技术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谈一些自己的理解。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在我看来,技术文明、科技文明、工业文明,这三者本质上是一回事;而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数字文明、智能文明,仍然属于“技术文明”,不过是技术文明的升级版。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技术文明的升华,不是技术文明的生态化,而是生态文明。所以,我将生态文明当作人类文明4.0(从人类文明1.0到4.0,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4.0,不是“工业文明生态化”,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2004年我的《批判与重建》一书最后两句话:“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和谐发展是通向生态文明必由之路”。当然,其他人可能也这样说过,后来基本上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希望,将来人们能够将生态文明当作超越以征服论自然观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形态的、以和谐论自然观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一项真正超代际的全球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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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以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学术传统,并由此聚焦于资本主义政治和制度内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对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解,始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聚焦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因素。马克思看到,正是工业生产与人的现实的劳动活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社会生存方法和生活方式,为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了现实基础。在工业生产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工业的发展依赖于技术的创新和在生产生活活动中的广泛运用,技术和工业的进步又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力量,由此,技术、工业和人的现实的自由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拥有共同的本质,即善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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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特尔对主体“先天综合能力”本质上源自于货币综合的论证。基于对现实抽象和思维抽象的双重揭示,可以看出这一现实抽象并非如康德的先验哲学所描述的那样,是唯心主义的思维活动,而是一种奠基商品交换上的唯物主义的思维抽象。它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早期的城邦经济与商品交换。在古希腊的商品交换活动中,商品交换导致了一般等价物货币的产生,而货币的同一性则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综合功能,即“社会综合”,它是与康德哲学的“先天综合”相对立的另类综合,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而产生的“综合”,它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即货币而进行的。正是在同一时期,也即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古希腊诞生了爱里亚学派,它提出了世界本原是一种抽象存在的,巴门尼德的存在本体论便产生于此。由此,索恩-雷特尔便将唯心主义哲学的起源奠基于商品交换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作为现实抽象的典型,交换抽象既能延伸到劳动领域,又能延伸到思维领域,它既连接“社会存在”,又连接“社会意识”,由此,索恩-雷特尔便成功地将认识主体的“先天综合能力”的综合之起源与社会综合的货币相关联,通过商品交换这一微观路径实现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微观视野的深度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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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持存在技术理性中走向异化,甚至会牺牲生命。技术作为统一世界的手段,在世界统一化的过程中,沦为了技术理性。在技术理性宰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的张扬和科技的进步虽然让人们获得解放,同时也使人们与自由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了达到人类的自我持存,工人们被迫按照机器分工和技术装置来塑造自身的灵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无不受到机器的控制,被迫接受向资产者付出和交换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自我持存被狡诈的统治阶级运用并无底线的操纵,为资本攫取了更多的权力。在技术理性的控制下,人类的生存像大机器生产一样变得机械化和集成化。人们通过技术积累来充实自己,并运用计算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在资本主义技术的生产方式下,人类的异化性质不但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具体表现为:人的精神异化、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以致于人若想实现自我持存,就必须异化地活着。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技术理性与资本的结合更是加剧了权力对人的支配。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揭示了自我持存的悖论。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突破技术理性对自我持存的限制从而实现救赎?结论是,若想摆脱被科技裹挟的异化人生,人们就需要树立新型的科技发展观并合理利用技术,做真正操控技术的主人,而不是技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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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辩证法,再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最后一直到当代各方面的重建。今天一些学术的领袖产生了,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难以立足了。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换。这个转换必须从其内在性的角度进行审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着欧洲文化内部对根基的自我批判,但这个自我批判必须引入他者作为参照才可能,唯其如此才能看到他自身的辩证法的存在。这个参照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欧洲内部的,比如说法国。引入了法国参照,我们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后法兰西理论的进展表明,普遍性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但是普遍性高于欧洲,而不在欧洲之中。因而不是整个欧洲面临一个什么问题。马克思说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是近代的命运。但这个命运已经完成,今天等待的我们又是什么历史?这一点从法国年鉴学派到福柯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total history,而是general history。当然今天我们面对的是global history。
今天,全球面临的问题,哈贝马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不适用的。鲍曼提出的方案是以阿多尔诺式的拒斥来捍卫公共性,这是他寻找政治的一个意图。福柯则以反启蒙的方式来捍卫自我,即他反对普通的现实生活。因为在规训的社会当中,生活本身就是塑造出来的。不过,福柯还反对英雄主义的生活模式,因为英雄主义的生活模式建立在启蒙受到反对的、追求荣誉的、贵族伦理基础之上。剩下的道路或许就是福柯反复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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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资本主义正在消亡,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封建主义的形式,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技术封建主义”,对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描述,雅尼斯•瓦鲁法基斯指出:“资本日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拥有并掌管着作为资本主义润滑剂的国家货币(而不是利润),以及极少数人让多数人为其工作的新的非市场领域。资本主义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正在消失,而新形式的租金正在控制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的账户中积累,在这些领地中,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由大众完成——他们开始类似于技术农民。”的确,几乎所有的技术封建主义或新封建主义的思潮都认同资本主义一旦走向消亡,取代它的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历史并没有选择进步的轨迹,而是选择了历史的退步。这是一种退步的技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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