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独立和合作出版著作教材十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篇。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参与出版的《走进马克思》获13届中国图书奖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今天我们所从事的批判理论的研究，虽然研究的是国外的一个话题，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全球性话题。以下谈三个观点或者三个话题，供大家批评。

　　第一，就是阐发批判理论的知识学意味。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论文，意味着他对思想史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不只是他建构自己学派的flag，而且标志着欧洲知识的一种普遍的觉醒——他使马克思、尼采这些德国近代思想家所代表的锤子哲学，不再是少数思想家的专利，而成为一种知识的一般使命。所谓锤子哲学，实际上就是对一切价值加以重估的哲学。我们发现法兰克福学派以捍卫自由的名义，对常识加以拒斥，对暴力进行抗议。这主要表现为，一切挑战个人生存的东西，都必须置于理性的或者理论的审判台上。因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这里，哲学变成了对秩序的无差别的轰炸。从此以后，谁摆出居高临下的教育姿态，谁就是启蒙的敌人，这就是启蒙辩证法最深刻的含义。正是在此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不是一个特殊学派，而是关乎现代知识命运的普遍立场。

　　第二，但法兰克福学派依然在事实上是一个特殊学派，这就表明它必然有始有终。实际上，我们看到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辩证法，再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最后一直到当代各方面的重建。我们会发现，今天一些学术的领袖产生了，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难以立足了。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换。这个转换必须从其内在性的角度进行审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着欧洲文化内部对根基的自我批判，但这个自我批判必须引入他者作为参照才可能，或者说，唯其如此才能看到他自身的辩证法的存在。这个参照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欧洲内部的，比如说法国。因为引入了法国的参照，我们立即就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后法兰西理论的进展表明，普遍性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但是普遍性高于欧洲，而不在欧洲之中。因而不是整个欧洲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古希腊只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它的价值必须依赖于其他的神话进行碰撞和交流才能确立。而1500年以来的暴力事件已经使他丧失了合法性。马克思说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是近代的命运。但这个命运已经完成，今天等待的我们又是什么历史？这一点从法国年鉴学派到福柯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total history，而是general history。当然今天我们面对的是global history。在global history参照之下，一个内部自我批判的文化，总是处在一个培根固本的视野中。当它走向极致时，就是比如说走到《否定辩证法》的时候，就会接受辩证法本身的裁决。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个人自由已不再是前提，是自我意识优于生命的尊重，个人优先于集体，而这使得文明的根基出现漏洞。在这个背景下，哈贝马斯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这是因为他勇敢地调整了批判理论的路线，不复为个体辩护，转而寻找公共性的重建。但是哈贝马斯就像韦伯一样，他们在讨论普遍性的时候，始终表现为一个德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一员。作为个人，他们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们的学术走不出欧洲，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讨论哈贝马斯普遍性途径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我们的公共性进行辩护。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既然有始有终，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是什么？对此，我没有非常成熟的思考，但我感觉有两个路线。其一，是总体上面向公共性的问题，面向公共性的一种方式就是写作社会学的路径，这是鲍曼代表的路径，鲍曼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传人，因为他要把阿多尔诺的方式推到新的形式，从而把马克思的事业推到新的高度。其二，是福柯。福柯代表一种写作的美学。如果说黑暗时代成就了阿多尔诺，繁荣欧洲孕育了哈贝马斯，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似乎美丽的新世界触手可及。但是我们今天发现，不仅局部战争刷新了人们的屠杀概念，而且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内卷，其方式和后果都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们对文明本质的看法。哈贝马斯的公共性，代表的是一种尊重和平、崇尚理性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它得有强大的生产力和社会福利的支撑。在这样的支撑下，每个人可以躺平。今天，全球面临的问题，哈贝马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不适用的。鲍曼提出的方案是以阿多尔诺式的拒斥来捍卫公共性，这是他寻找政治的一个意图。福柯则以反启蒙的方式来捍卫自我，即他反对普通的现实生活。因为在规训的社会当中，生活本身就是塑造出来的。不过，福柯还反对英雄主义的生活模式，因为英雄主义的生活模式建立在启蒙受到反对的、追求荣誉的、贵族伦理基础之上。剩下的道路或许就是福柯反复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快乐？

　　（本文根据第九届“批判理论论坛”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