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的文章中已经清楚地描述了一个历史事实：“世界图书和版权日”最初就是为图书出版界和著作人设立的维护自身权利的节日。虽然后来人们更愿意把这个节日看作是读书人的节日，但如果我们不忘初心的话，还是应当把它还给出版人和著作人，尤其是在著作版权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今天。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会使用网上的图书资料，数字知识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对于网上资料的要求也变得更为紧迫和专业，同样，数字知识的提供者也在网上资料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竞争。这些提供者从个人到政府，最后从国家层面到整个社会，数字知识的市场呈现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局面。从各高校图书馆的文献数字化建设，到国家的知识数字化工程，再到全社会的数字图书馆的出现，这些都使得数字知识成为一个全社会的话题，其中，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可谓百花齐放。然而，在这个热闹的背景中，数字图书馆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核心问题在于，数字图书馆是否存在“盗版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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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学说，以“教化”为根本。传统上“儒”和“师”常常联系在一起，故有“师儒”之说。
“儒”，在孔子之前，本为有术、艺者之称谓。《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
孔子论“儒”，则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晏《集解》：“孔曰：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
现代以来，儒学的社会文化角色和思想学术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中国文化当代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重建儒学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以使之成为一种活在当下的文化精神，乃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对此，传统儒学的“师儒”观念、讲学精神和经典传习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文阅读】
萨特的小说《恶心》最难懂与最具创意之处在哪里？就在于小说男主人公罗冈丹的恶心感，或者说厌恶，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很多读者可能没读懂，理解错了！这其实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所谓恶心，是正话反说。简单说，恶心感来自用物体去思考物体，用物体感觉物体的时刻，这个感觉怪怪的，它拒绝词语加入。古典小说用词语作为工具，贴在物体和事物上面，比如“树根是黑的”，这里不会产生恶心，因为感觉正常。但是，如果去掉“黑”这个贴在树根表层的词语，丧失了界定，树根没有了属性，感觉失去了归属感，无所适从，物体、事物、事件脱离了秩序，丧失了平衡，冒出来一堆康德所谓“感性杂多”。这个感觉，就是萨特在小说中时不时就会说到的恶心感或者厌恶感。
萨特的手法，是隔离词与物之间的习惯的、必然的关联，描写脱离了词的物的感觉，这些感觉效果，就是怪怪的。这就是恶心。但这些恶心，都是正话反说，萨特其实揭示出脱离词语约束的感性显露之美，这就是这本小说的艺术价值，它的原创性，它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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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安妮，小说中罗冈丹与她最后一次见面的长谈中，萨特化身为安妮。安妮贡献了两个关键词：特殊情景与完美时刻，它们的含义，我以上已经讲过了。这里只引用安妮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我知道，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你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盲目性……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
安妮决定不再跳了，但萨特还继续跳，其实他既不是罗冈丹，也不是安妮。萨特通过《恶心》这本小说，丰富了他在《存在与虚无》中阐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不承认命运，人生的轨迹来自自由选择，取决于一次又一次偶然性，乃至完美的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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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做，还是不做，对于做学问来说，也是个问题。
哈维尔主张，反抗谎言，应付人性和道德危机的方式，就是要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这就是要重新承担责任，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放过每一个自由、真实地表达生命的机会，不指望今天的牺牲能带来明日的收获，我们只能管耕耘，不能管收获。这就是承担责任的态度，人，生而有责。
抱着尽责任的态度去做学问，那就是必做不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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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的风尘我们发现，马克思——这位生活在19世纪的历史伟人，他的思想曾经激荡于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类革命和解放的运动之中——对于今天的读者，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思想魅力。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无法绕过马克思去思考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境遇。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终结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成为供人们瞻仰和凭吊的纪念碑，而是依然活跃在当代人的思考中，与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的现实息息相关，马克思并没有过时，而是依然对当代以及未来的人类生活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反复用死亡与复活的、记忆与哀悼这样的词汇描绘马克思在当代的“在场”。
真正伟大的思想从来不需要毫无思考的盲从，亦无惧于针锋相对的辩论，马克思从来不缺少信仰者和追随者，也从来不缺少反对者和批评者，在当代语境中阅读马克思，不需要读者教条主义般恪守马克思的结论，而是要秉承启蒙主义的原则——“敢于去知”——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去积极地阅读。所谓的积极阅读，需要建立在阅读者自身的主体性之上，把阅读本身看做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既打开自身去迎接马克思，也要尊重自己的理性与判断，建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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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种一元论都借用了《形而上学》，或者其关键概念，才发展了自己，但是不得不说，这种理解也不能不说是裁剪，或者说是局部的理解。在某些看上去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上，尽管人们看到了整体性和统一性，但是人们也会因此会错失认识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机会。因此，事实上，多篇幅的表述挑战的不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建立统一性的形而上学理解，而是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容纳不同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或许，就泛泛而论而言，多篇幅反而是轻易的，倘若拒绝统一的理解。不过，这种轻松不应从拒绝艰深的认识过程和拒绝建立统一的认识努力上获得，而是从《形而上学》揭示的上述做法的问题上获得。因此，《形而上学》阅读的艰困尽管拒人以千里之外，但经过这些困难，它也给人补偿以思想解放的轻松。这样的困难是任何轻易的轻松都不能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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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辩证法》是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dor W.Adorno）的一部作品。目前国内主要有四个中译本。
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处理相比，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具有更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辩证法方案无法在实践层面如唯物辩证法一样，置换辩证法的主体与视域后获得强大的社会效力。不过阿多诺对同一性强制性和形而上学等级制的批判作为一种批判意识时刻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将辩证法停留在一种肯定性上，要保留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同时他星丛式的主客体关系为辩证法的第三个转向——空间辩证法提供了一个拒绝起源和历史同一性思维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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