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大自然所有的生灵只有人类有历史。伦理学哲学事关天与人,自然与伦理,理性与信仰之关系,但更核心地是在人与人性、己与人、福与祸、利与义等问题上思考人类生存的伦理机制,如何才能让人活出人性的光辉,活出人的德性之卓越。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周公作为儒家礼乐文明的奠基人不可否定,而孔子的仁学,对其有传承又有新的突破,在其上开出了新的文明。
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古希腊“至善”的概念,探求完人的德性和至善的生活目的、生活方式的美德伦理学,中世纪“爱人如己”伦理思想,近现代有诸如关于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原则和规范、德性的内容、意志自由和道德责任等等知识的不懈探寻。
人类时刻面临着“未来”的焦虑,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严肃地进行思考,尤其进行伦理反思。
今天,面对时代和生活的变迁,在社会大变局中,伦理学的存在论前提以及道德规范、社会良俗公序的建立和伦理应用依然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需要探明伦理之真相,洞悉伦理善恶之发生,考察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在。
胡塞尔在讲授现象学哲学方法时,坚持要“小零钱”拒绝使用“大钞票”,而分析伦理学几乎把伦理学全都变成了“小零钱”,传统伦理学那种从实践哲学、从行为的道德性出发的理论一步一步最终都被作为“大钞票”而被抛弃。但是,“小零钱”的知性分析,看似很有学问,却既不触及心灵,更是与生活脱节,能解决什么伦理问题?伦理哲学从来不是解决一个人缺胳膊少腿之类的身体残缺,而是灵魂对生命之塑造,通过塑造一个高贵的生命而解决良善生活实现的机制,它事关个体生命之繁盛,道德品质之卓越这些安身立命之大事,远不是“小钞票”所能解决的论辩技术问题。它不仅需要“大钞票”,更需要再大的“钞票”也买不到的形而上学之思。 【原文阅读】
孔子对周公的突破不在职位与权势,也不在增加或减少了多少礼乐的内容,而在对人性与世界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上。
孔子在思想-学说上的突破在哪里呢?我们或许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发现并确立了贯穿于天地间的普遍原则,这就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的普遍伦理原则,由此确立起了一种独立于权力与“公家”、超越于血缘与地域、阶层的仁爱学说,也即后世所谓之“仁学”。仁学的产生在华夏世界不仅在根本上意味着独立思想、独立学说、独立精神的出现,而且相应地也意味着独立于一切权势与利益的绝对价值的确立。“仁”这一绝对价值,荀子给出最为经典的表达:“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傀然独则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畏”。“仁”这一普遍原则与绝对价值的发现与确立,是孔子对周公所实现的最基本的突破。从此,才真正开始了可教化周邦而传诸久远的儒家文明乃至华夏文明。 【原文阅读】
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国内学界曾经就普遍伦理的可能性问题展开了持续数年的讨论。从反思的视角看,这一讨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展示了普遍伦理的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伦理必须是普遍的;另一方面,就其内容而言,却又似乎没有能够获得所有人认同的普遍伦理规范。最近,邓安庆教授在他的《西方道德通史》“导论卷”中提出了一种“道义实存论”的普遍伦理观,重新将伦理规范的普遍性,及其与我们历史性实存之间关系的问题带入了学界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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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隐秘的翻转。在与人的实存分离的情况下,存在之道并无伦理性,甚至从价值而言更若虚无。所以,如果有一种普遍的伦理学,那么只能是我们共同的实存与交往中获得的伦理学,是伽达默尔所言的视界交融的结果。由此,悖谬性的是,对天道的诉求恰恰把我们引回了人伦。这或许正是邓安庆的意图:并非天道赋予人的实存以伦理性,而是因为我们从自身实存的伦理性反观天道,才有天道之伦理性。然而,问题是在失却了天道的存在论支持的情形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肯定一种普遍的伦理? 【原文阅读】
《道义实存论伦理学》宣称,伦理学是探讨人与世界“共存共生且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学问。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伦理学探究的“伦理[性]东西”就不是“生活世界”之外或之上的东西,而是生活世界本身的实存机制,由此展开了对于伦理学的原创之思。伦理学之思的核心定位在作为“存在机制”的伦理存在,如何将本无好坏善恶之分的“生活世界”范导到朝向“美好生活”之实现的存在历史中。因此,伦理学必然聚焦这一实存机制,阐明“伦理东西”的基本含义,揭示“伦理”的这一本源意义和实存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深入分析“共存共生且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由于人类存在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因而追求美好生活也是世代延续中的精神历程,文明历程,于是,伦理学研究与人类生存史密切相关,它也需要通过揭示人类精神历程如何成为存在发生的历史,成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历史存在论、人类存在论等等,实质上成为人类共同存在的存在论或此在存在论。在现象学视野下,形形色色的存在论本质就是存在自身的自行发生,简言之,存在自身如何本真地实存。 【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