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等。主要代表作有《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权利的形而上学》《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主编有“纯粹哲学丛书”。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其主讲的《西方思想经典与现代社会》入选哲学类国家一流课程。

　　汉语中的儒家概念与西语中的儒家概念是不对应的，因为西语中的儒家被称为confucianism/Konfuzianismus，直译回来就是孔子学说或孔子主义，就如同康德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一样。通常，人们把儒家直接等同于孔子的学说。但是，无论作为一种思想学说，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儒家都早于孔子。被奉为儒家经典的那些主要典籍都产生于孔子之前。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孔子与儒家的关系？是否可以用“孔子主义”来概括或指称儒家呢？如果可以，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西方人把儒家当作孔子主义应始于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这些耶稣会士长期在中国生活，不仅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有很频繁的交往，而且对中国历史与儒家典籍也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们甚至把一些儒家文本译成拉丁文传回欧洲。可以说，他们是第一批西方的汉学家。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把儒家等同于孔子主义？这与当时中国士大夫对儒家的主流理解相关。

　　我们知道，如果说儒家有创始者，那么他应当是制礼作乐的周公，他奠定了儒家的礼乐文明。所以，两汉直至隋唐，说到儒家，人们常周孔并称，周在孔前。似乎从宋朝开始，孔子逐渐成为儒家的代表。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孔子在儒家学说里的地位的理解有一个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被定位为儒家的真正代表人。这应是耶稣会士把儒家等同于孔子学说的时代背景。

　　周公作为儒家礼乐文明的奠基人当然不可能被否定，但是当人们把孔子确立为儒家的真正代表时，显然不只是意味着对孔子通过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努力在儒家传承事业上所作贡献的肯定，还意味着认识到孔子对周公的突破，否则，孔子就没有理由被确立为儒家的真正代表。那么，这个突破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表面上看，孔子对儒家的贡献在于传承，也即在“述而不作”中完成了“删诗书，定礼乐”的工作。但是，儒家的诗书本是“皇家”典籍，礼乐更是“皇家”专属，孔子凭什么能染手？关键是，孔子之后流传的儒家典籍都是孔子的“删定版”。也就是说，孔子“删定”的儒家成了后世权威版的儒家。这应是后世儒家重视孔子并最后把他定为儒家宗师的原因。不过，孔子留下的权威版显然并非只是文献与文字考订意义上的权威版，而是思想权威版。也就是说，孔子在思想上实现了对周公的突破，使周公奠定的儒家成了“新儒家”，成为后世据以理解、认识天地-人间的一个思想-学说系统。孔子据以“删定”“诗书礼乐”的不是他的“公职”与“权力”，而是他所达到的新思想，一个具有新高度的思想。孔子对周公的突破不在职位与权势，也不在增加或减少了多少礼乐的内容，而在对人性与世界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上。

　　那么，孔子在思想-学说上突破在哪里呢？我们或许可以归结为这几方面：

　　1. 发现并确立了贯穿于天地间的普遍原则，这就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的普遍伦理原则，由此确立起了一种独立于权力与“公家”、超越于血缘与地域、阶层的仁爱学说，也即后世所谓之“仁学”。仁学的产生在华夏世界不仅在根本上意味着独立思想、独立学说、独立精神的出现，而且相应地也意味着独立于一切权势与利益的绝对价值的确立。“仁”这一绝对价值，荀子给出最为经典的表达：“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傀然独则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畏”。“仁”这一普遍原则与绝对价值的发现与确立，是孔子对周公所实现的最基本的突破。从此，才真正开始了可教化周邦而传诸久远的儒家文明乃至华夏文明。

　　2. 由于这种仁爱之学可学可修，也即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人人可修仁致德。这意味着修仁德非有位者之专务，而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之共业。这也就是后来《大学》所申明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确立了人世间一种普遍的道德使命：致仁修身，成就君子之德。人野之分，夷夏之别，在仁不仁，而不在亲疏远近、有爵无爵；君子小人之别，在德不德，而不在有位无位。这使人类在最基础的道德事业上打破了与权力等级、社会等级的关系。孔子把致仁爱的道德事业确立为人类最为基础的普遍事业，同时也使这一事业成为向所有人开放的事业。而当致仁爱所成就的君子之德被确立为公权力职位所必备的正当性标配时，也就意味着确立起了一种瓦解权力血缘传递方式合法性的政治理念，至少否定了血缘传递为唯一合法的公权力传递方式。实际上，正是这一突破性的政治理念为后世的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实践提供了可能。

　　3. 孔子所确立的仁学，其学不在官，而在人人自身，是为谋道行仁。孔子据此确立起了不为谋权力，也包括功名利禄等在内的一切利益的教育事业的同时，也据此打开了以文教方式改善现实与社会的希望。

　　孔子正是基于有这些突破的仁学，实现了对周的文化传统进行重估，这使孔子既是周的礼乐文明的中断者，也是这一文明的开新者。诗书礼乐不再是原来的诗书礼乐，而是接受了孔子仁学洗礼的诗书礼乐。

　　换个角度说，这意味着诗书礼乐既是后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依据，也是理解孔子思想的途径。但是，那些产生于孔子之前的典籍显然不是理解孔子思想的最主要依据，尤其不是理解孔子思想突破的依据。要理解孔子在思想上的突破，包括要理解由孔子重估过的儒家精神，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无疑是记录孔子与其学生之间的互动和言行的《论语》。想必这也是理学把《论语》列入“四书”，并置于“五经”之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