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万俊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文科一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原会长。

　　年轮的界线并非哲学思路的唯一刻度或者路标，但确乎会给哲学思想者某些时间意识的暗示，甚或是时间流变的思想压力，这是我接到“新年寄语”邀请的第一直觉。紧随其后的便是，作为伦理学学者的我仿佛是突然意识到，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伦理学做了些什么？在即将来临的岁月中，伦理学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刚好连续两场大雪飘落京城，又仿佛在暗示我某种关乎时间的哲学启示：既有可以封存，又有降临可以凭借眼前天铺的无垠白纸，尽情书写，甚至恣意狂草。

　　可是，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可以自由开展，却不可凌空飞翔，更不可任性狂欢。思想有其致思逻辑，哲学更有其伦理规范，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更不可以离开脚下的土地而驾云飞天！伦理学在即将过去的一年甚至好些年来遭遇了太多的窘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及其所带来的隔离、恐慌，让慢条斯理的伦理学措手不及；同样突然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及其所带来的仇恨、杀戮、死亡，以及随之产生的国际、族际、域际、群际、乃至人际之间的情感暨观念的分裂、紧张、对峙，让伦理学、哪怕是以普适为名的全球伦理学无可奈何；更有难以确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虚拟及其应用问题等等，更是让循“规”蹈“矩”的伦理学倏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还有，一定还有更多让伦理学受挑战的新事物、新问题、新世界、新人类！可以说，在当代诸门人文社会科学中，没有哪一门学科像伦理学这样遭遇如此突兀、如此频繁、如此紧迫、如此无力的学术境遇了。

　　可偏偏是当代，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急需呼吸道德伦理的新空气，一如患者急需呼吸机以解除其呼吸困难甚或窒息危险一样。斯时斯地，此命此仁。更何况伦理学从来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之必须直面当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紧迫问题和挑战而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惟有如此，伦理学才能化危为机，不仅可以自救于艰难之中，而且可以带来自我更新，进而也给我们的生活世界带来新道德新伦理的希望。由此，在新的一年和即近的将来，伦理学至少可以在这样几个方向潜心用力，寻求伦理学自身的理论改进和学术增强——

　　首先，在继续强化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创制并加速推进有关“社会紧急状况”下的“道德紧急应对”（moral emergency response）新伦理。这当然要求伦理学必须突破既定的论理视域和研究方法，寻求新的理论资源和论理“技艺”。如所周知，伦理学同其他古老的人文科学一样，千百年来形成并积累了自身相对确定的观念视域和理论体系，尽管存在学派之分和方法路径的差异，但总体上都是基于人类道德生活世界的通常状况或一般情形而建构起来的理念、观点、标准、规范、范畴以及相应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解释方式等综合性的知识系统。然则，在现代开放性社会里，许多重大事件常常是突发的、生死攸关的，这就需要伦理学不仅要研究、应对人类道德生活的常态，还要有足够的学理资源和理论准备，来应对人类道德生活的非常态或“紧急状态”。这是我们的伦理学人们都未能给予足够关注和研究的，因而可以说，它既是一项严峻急迫的现实挑战，也是伦理学获得凤凰涅槃的再生之地。

　　其次，面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虚拟和生命（物）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前沿尖端领域所产生的各种新的道德伦理挑战，伦理学必须拓展其当代应用视野，作出及时、合理而有效的回应。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部、科技部等政府管理部门提出将应用伦理学研究生培养提升为新的哲学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建设计划的主要原因。我想再次强调的是，由于当代应用伦理具有尖端前沿的科学技术性特点，因之，当代应用伦理研究的方式必须大力改进和充实。具体地说，就是必须积极攀援当代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和生命（物）科学等前沿科技知识，实行开放的学科交叉融合，非如此不足以应对当代科技伦理的应用研究。这一方面为伦理学的应用拓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资源、新技术和新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对当代应用伦理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知识要求和学术资质条件。

　　最后，无论是对现代社会紧急状态的道德回应还是当代新型应用伦理研究，都需要有深厚强大的伦理学基础理论作为其理论支撑。基础不深不牢，难言大厦之广之高，而要打好基础，我们仍然需要链接中外，打通古今，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所有的道德文化精华，尤其要珍惜我们自身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作为曾经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不单是我们的历史记忆，更应该成为我们永葆初心创新未来的文化源泉。若能如此并持之以恒，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品质和文化风格的中国现代伦理学不仅合乎期待，而且也将大有裨益于现代多元文明和多样文化条件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