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癸卯年第二十二个节气“冬至”，于2023年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初十）中午11:27交节。中国社会科学网特推送专稿《一阳来复，天人孚应：冬至节气的文化蕴涵》，阐释历法、易学、哲思相交融的意涵，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黄黎星，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黄黎星教授的易学研究，遵循“从源溯流”“强干弱枝”“贯通经传”“象理兼融”“博取择善”等研易原则，立足治经传统，精心研读古注，又注重融汇新知，创造发挥，研究领域涉及易学本体、易学史、易学与中国哲学、易学与文艺美学、易学与古代乐律学及古代天文历法数学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先秦易筮研究》《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等著作多部。

　　一、冬至节点的天文历法意义

　　冬至是古代天文历法发展过程中，最早被关注、被测定的一个节点。在“观象授时”的远古时代，古人通过观察北斗七星斗柄所指方向来确定时间，《鹖冠子》（相传为战国时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说：“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再稍加细分，斗柄指向寅位，为立春；斗柄指向子位，为冬至。《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四中星”之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指的是尧帝时代根据日行黄道所处星宿位置不同，来确定“二至”（冬至和夏至）“二分”（春分和秋分）。但是，观测斗柄指向的“斗建”法，或者观测日行星宿位置的方法，都只能大略地确定时间。

　　在古代，较为精确地观测到冬至节气点，主要依靠工具与技术能够实现精确化的“圭表测影”法。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垂直于地面的直杆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20世纪，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已使用圭表测影。根据《周礼》《周髀算经》等古籍记载，三千年前，周公旦曾于河南登封采用过圭表测影法。圭表用以“揆度日影，以效阴阳”，既可以辨方正位，更利于揆气定时。

　　太阳绕着黄道进行周天旋转的“视运动”，夏至日行极北，日中时刻，表影最短，冬至日行极南，日中时刻，表影最长；春分和秋分太阳出没于正东西，日中时刻表影居中。这四个节点不仅在观测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更是建构历法回归年的四个时间标记点。随着太阳周期运动计算以及岁首确定的需求，冬至作为一个天文年度起算点的传统逐渐形成。然而冬至点并非总发生在日中，它可能出现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刻，因此，为求得准确的冬至时刻，古人就必须对冬至日影进行连续不断的长期测算。古人观测发现，以四年为周期，冬至正午的日影，逐渐回到原处重叠起来，遂知四年即1461日的日影回复，以四除之，得一年日数为365.25日。这个数值，已经非常接近现今精确测定的365.2425，可以作为最基础的核心数值来制定历法了。这个每年奇零的0.25日，为一日的四分之一，古代的“四分历”名称，核心意义就指这个。

　　通过圭表测影，古人也可以测定出与冬至相对的夏至节点。《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周礼•春官•家宗人》记载：“以冬日至致天地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左传》屡言分至启闭，于《僖公五年》记录：“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预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极。”又于《昭公二十年》纪录“日南至”。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综合地证实：至迟到春秋中期，先民已能够完熟地使用圭表来确定二至（冬至、夏至）日，即，将正午表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正午表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夏至”。同时，用圭表测影，观测中间刻度也容易测定“春分”“秋分”的节点。所以，“二至”“二分”是最早被测定的节气。这就是《后汉书•律历志》所总结的：“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先秦时期，古人已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定为子月，周朝曾将子月（冬至所在月）定为岁首。古代历法制定，又特别重视冬至，如，现存第一部有完整系统数值的历法《太初历》，它的制历起点，是“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据《汉书•律历志》记载，“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遂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司马迁在此指出“岁始”有四种含义：第一，冬至是最早被测定的时间节点之一，具有重要的天文历法标志性意义，“产气始萌”，指阳气（白昼）逐渐回复（增多），以冬至时刻为年的起点，便于计算一个历法年的长度，《史记•历书》就是以它为起点的。所以冬至日是历算上的岁始。第二，腊明日，就是腊八的次日，这是一个祭祀周期的开始，这一天“人众卒岁，一会饮食”，这是新的祭祀年的初岁。第三，正月旦，指的是由“王者”制定颁行的历法的正月初一，称为岁首。在中国古代，“定正朔”本就是王权的体现，西周以来就有天子“告朔”的制度。从所谓“古六历”，到西汉时期的《太初历》，到清代的《时宪历》，中国古代曾制历法达104种，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央王朝主持修订和颁布施行的。第四，立春日，是“四时”的终始点，司马贞《索隐》说：“谓立春日是去年四时之终卒，今年之始也。”简明地说，不同的岁首有四种：一曰回归年，以冬至日为岁首；二曰祭祀年，以腊明为岁首；三曰历法年，以正月一日为岁首；四曰节气年，以立春为岁首。

　　据古籍记载，“二至”“二分”之后，首先被测算和安排的节气是“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有十二月《纪》，在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这八个月，分别安插了八节，分别是：立春、日夜分（即春分）、立夏、日长至（即夏至）、立秋、日夜分（秋分）、立冬、日短至（即冬至）。“二至”“二分”与“四立”这“八节”确定之后，才逐渐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的二十四节气，在现存古籍中最早完整记载的，是《淮南子•天文训》，其全部名称和顺序全部相同（《汉书•律历志》所记载的则略有不同，不同处为：雨水、惊蛰前后顺序对调；清明、谷雨前后顺序对调）。以平气法测算，二十四节气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一时，即现在说的一个季节），四时为一岁，所以一岁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二、历法义理与冬至文化蕴涵

　　冬至节气，是太阳视运动的动态“折返点”。冬至是“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同时，又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是阴阳二气扭转变化的枢纽、节点，自冬至起，天地间阳气开始兴作渐强，其人人可以感知的直观形态就是白昼渐长，夜晚渐短。这阴消阳息的天文历法形态和原理，都与《周易》的《复》卦的象数形态与义理内涵相同、相通。

　　《复》卦是《周易》第二十四卦。卦序上，《复》在《剥》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就是说，事物不可能终久剥落穷尽，必定是穷尽于上，回复于下。这与天文现象是由夏至的白昼最长，到秋分的日夜均等，再到冬至白昼最短，经此节点，则转化回复成白昼渐长趋势的形态相吻合。《复》卦的形态，以六爻之整体观之，其特征是：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虽然是一阳五阴，但它却符合天道循环的规律，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满勃然不可遏止的生机，这与冬至节点之后，阳气回复且日渐增长的天道循环规律正相吻合。再以下震上坤的卦象组合形态观之，震为雷，坤为地，雷在地中之象，象征着广袤大地中，正在孕育蓬勃的生机，也预示天地阳气回复、品物咸亨的情状与态势。

　　易学解说体系中，有一个影响广泛的易例，叫“十二辟卦”，又称“月卦”“候卦”“十二消息卦”。据考证，“十二辟卦”易例来源甚古，其说首见于《归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它既是汉易象数学“卦气”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例则，也被从西汉到晚清的历代易学家单独取出、广泛采用，具有独特、强大的解释功能，甚至还外溢越出易学范围，渗透到其他文化学术领域。

　　《周易》六十四卦中，具有特殊卦形的十二个卦分别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它们的阴阳爻画构成了有规律的递变形式，将其按顺序排列，用以值配一年十二月，含有显示自然万物“阴阳消息”的象征意义。“十二辟卦”以圆图形式呈现，图中阳盈为息，阴虚为消。从《复》卦之“一阳来复”到《乾》卦之纯阳，为“息卦”；从《姤》卦之“一阴初消”到《坤》卦之纯阴，为“消卦”。《乾》《坤》两卦则称为“消息之母”。依据十二辟卦的易例，《复》卦对应的月份是子月。子是十二月（地）支（由古代“十二辰”演变而来）之首，古人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定为子月，而易家之论，更直接把《复》卦与冬至节气对应。现据惠栋《易汉学》所蒐集钩沉资料，列举《复》卦与冬至节气相关论述于下：

　　《春秋纬》《乐纬》曰：“周以十一月为正，息卦受《复》，其色尚赤，以夜半为朔。”

　　《周易参同契》曰：“朔旦为《复》，（初九晦至朔旦，震来受符。）阳气始通，出入无疾。（仲翔云：谓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为疾，十二消息不见坎象，故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韦昭曰：十一月黄钟，《乾》初九也。康成曰：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兆乃滋长，播施柔暖，黎蒸得常。”

　　《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正义》曰：“天地之气，谓之阴阳。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圣人作象，各分为六爻，以象十二月。阳气之升，从十一月为始；……至十月之时，六阳退尽，皆伏于下；至十一月，阳之一爻始动地中；……十一月一阳初生而上排阴。”

　　以上列引，仅是诸多相关论述的一部分，但已经可以表明：汉代易学象数体系在建构过程中，与《周易》经典地位提升、解释功能扩张的趋势相应，积极吸纳了天文历法发展的成果，包括具体的天文观测数值、历法制定的规则，而《复》卦与冬至紧密联系，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是作为文明肇始之渊薮的天文历法学，与被尊奉为“群经之原”的《周易》经典双向奔赴、彼此支撑、融通结合的典型范例。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复》卦与冬至节气，经由历代学者从多方位、多角度的阐释发挥，形成了天地人融通的丰富文化蕴涵。

　　三、天地人融通的文化蕴涵

　　《复》卦象数义理与天文历法的冬至节气相联系，具有涵摄天地人融通的基础，古今学者，围绕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其文化蕴涵非常丰富。一是卦辞的“七日来复”，二是《彖传》的“天地之心”，三是《大象传》的“至日闭关”。

　　（一）“七日来复”的天道规律

　　《复》卦辞曰：“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对其中的“七日来复”，围绕着天文历法（冬至节气），历代易学家进行多方解说：

　　其一，李鼎祚《周易集解》曰：“《剥》卦阳气尽于九月之终，至十月末纯《坤》用事，《坤》卦将尽，则《复》阳来。隔《坤》之一卦六爻，为六日，《复》来成震，一阳爻生，为七日。故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其义也。”又引虞翻曰：“谓《乾》成《坤》，反出于震而来复，阳为道，故复其道。刚为昼，日消《乾》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故七日来复，天行也。”其二，《易纬•稽览图》以六十四卦中的《坎》《震》《离》《兑》为“四正卦”，其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主一日。《中孚》至《复》，历六日七分，当“七日”。郑玄注“七日来复”曰：“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其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阳复而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阴复而阳升也。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提出一种新解释：我国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保留有一种现存文献失载的周初纪日法，即按月亮盈亏规律，分每月为四期，每期七日（或因大小月有八日者）,从月初至月末依序取名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据此，“七日”正为日序周期转化之数。

　　李鼎祚曾感叹说：“天道玄邈，理绝希慕，先儒已论，虽各指于日月，后学寻讨，犹未测其端倪。今约文略陈梗概，以俟来哲，如积薪者也。”虽然，“七日来复”的精确的具体内容，未臻一致，尚不能遽定，但是，各说又具有观念上的共同点，即认为体现出天道运行的规律，认识、把握、遵循、运用天道规律，就能够顺势而为，与时偕行，趣时变通，积极进取，利有攸往。如王弼《周易注》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以天之行，反覆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疏解说：“以天行释‘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言反之与复得合其道。唯七日而来复，不可久远也。此是天之所行也。”孔颖达认为，王弼注文，也吸纳了汉易象数学说，强调和凸显的是“天之自然之理”，启发人们认识并遵循天道规律。程颐《周易程氏传》说：“消长之道，反复迭至。阳之消，至七日而来复。姤，阳之始消也，七变而成复，故云七日，谓七更也。《临》云‘八月有凶’，谓阳长至于阴长，历八月也。阳尽则阴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又说：“其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行如是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在阐释疏解“七日来复”的同时，程颐所强调的，也是“天地之运行”“天之理”的根本规律，而落实处则在于现实人事，在于大人君子的观念和行为，亦即《乾》卦《文言传》指出的准则：“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二）“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哲学思想

　　关于“天地之心”，汉儒的解说，自有其特色。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之心。”惠栋《周易述》综引汉儒之说作注疏，称：“冬至复加坎，坎为极心，乾坤合于一元，故见天地之心。心犹中也。董子以二至为天地之中是也。”“冬至复加坎”，惠栋引《易纬是类谋》、《魏书•律历志》“推四正卦术”作疏解；疏文又说：“乾为天，坤为地，冬至天地之中，故云天地之心，心即中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文曰：“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阴阳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其所始皆必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极，是以二至为天地之中也。这种解说，已经呈现出对形而下的质实性解说的超越，形成天地人关联性的哲学提升。

　　宋儒对《复》卦的解读，则明显地转向了借以明“天道”之“本体”的义理探寻、哲学思考。“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句，不仅成为宋儒将天地化育万物之“仁心”与人类美善纯正之“良心”相牵合融通的联结点，而且将《复》卦从阴阳二气变化之“枢纽”引申为人性善恶变化之“枢纽”。例如，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程颐将“冬至”节点，天地自然规律，与伦理观、心性论相联系，作义理解说，颇具特色。朱熹《周易本义》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程朱之说，在宋明易学义理派中具有代表性。刘沅《周易恒解•附解》云：“伏羲《复》卦取象，多主天道，文周引之于人事；孔兼言之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合人与天而一之矣。阴阳之气本无终始，物之得天不备者则有终始，而天地一元之理固未尝息也。”其“彪谨案”曰：“天行健不息，君子自强亦不息，合天人而一以贯之，本体之明未尝或息，特人不自见耳。能见此心光明之不息，是即见天地之心矣。”这些论述，正蕴涵着天地人融通的文化与哲理。

　　（三）“至日闭关”的制度与文化延伸

　　《复》卦《大象传》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先王谓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阖为闭关，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诰四方。今隐复下，故后不省方。《复》为阳始，《姤》则阴始，天地之始，阴阳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

　　孔颖达《周易正义》疏：“先王象此复卦，以二至之日闭塞其关，使商旅不行于道路也。”“后不省视其方事也。以地掩闭于雷，故关门掩闭，商旅不行。”“君后掩闭于事，皆取动息之义。”程颐《周易程氏传》称：“雷者，阴阳相薄而成声，当阳之微未能发也，雷在地中，阳始复之时也。阳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静而后能长。先王顺天道，当至日，阳之始生，安静以养之，故闭关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视四方，观复之象，而顺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当安静以养其阳。”王弼、孔颖达及程颐的解说，都指出古代圣王明君遵循天道规律，进行制度安排的义理：效法《复》卦之象，于冬至一阳复生之际，休息静养，以待阳气生发充盈。

　　班固《白虎通》记载：“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后汉书•礼仪志》还专列“冬至”一节，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王时变服，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这是将“至日闭关”相关义理推衍、施行于礼仪制度。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汉书•律历志》关于西汉易学家京房推衍六十律，于冬至之时“律准候气”的详细记载，也属于易、律、历融通的文化制度形态。杜甫诗《小至》，有“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浮灰”，此第四句即用京房“律准候气”的典故。再如朱熹《周易本义》解说《大象传》说：“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这又侧重于养生之道。

　　《周易》有著名的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即古代典籍中最早使用“天文”一词者。易学与天文学相关联的诸多内容，已积淀为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值得深入探析。冬至节气的形成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体现着中国的历法、易学、人文哲思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