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诠释学的创造性发展（上）

　　中西经典的现代诠释

　　在经典诠释领域，中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以诠释学的方法梳理了古往今来的哲学文本，提出了传统思想的诸多创造性解读。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姜韦以“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希望问题”为关注点，通过对希望一词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线索分析和对希望本身的逻辑结构与时间性特征分析，指出希望不只是康德哲学中的道德宗教议题，而是贯穿于全部批判过程中的一条逐渐明晰的线索。因为康德批判哲学同时沿着从先验主义的路线对理论和实践理性的先验原则予以确立以限制各自领域和从历史主义的路线把批判导向无限将来这两条道路展开，而这两条道路共同构成了希望的逻辑结构：“限制-无限”。因此，对于康德哲学中希望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思考一种不同于希腊风格的哲学模式和任务。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敏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于卡尔纳普指出的：海德格尔关于“无”的所有形而上学断言都是伪陈述的结论进行反驳，并通过创造性诠释将“无”看作对应唯一可能世界的一种特殊可能性这一路径尝试为海德格尔进行辩护。安徽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李鑫关注“现象学对于传统生态问题的回应”，从异化自然与传统生态哲学的困境、经典现象学对生态哲学的启示和自然作为充溢现象三个层面出发，讨论了马里翁如何将自然作为充溢现象理解，阐明了这一理解如何拓宽了传统生态哲学的视域，并为认识解决人与自然的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程新宇以“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儒家孝道的守正创新”为题，在我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处境下重新诠释并发展了儒家的孝道观念。她指出，新时代的孝道观念要从古今中外各民族、各群体的孝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在孝道与社会支持体系、尽孝途径、孝道与法律等问题上给出解决方案。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周海春以《论语?学而》篇为中心，从诠释学的视角出发，将《论语》视作文本，逐一探讨了此篇从编纂到疏解上存在的疑难，并从文本、记录者、编纂者、读者等方面分析了文本结构与各部分的关联，从而揭示文本意图与事理，有力论证了“学”作为其主题的合法性。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余亚斐指出荀子“解蔽”中的诠释学前提，强调作为前见的“蔽”所具有的积极建构意义，而荀子的“解蔽”思想其实蕴含着服务于德行培养与政治秩序建构的实践目标，这也是其诠释学实践的表现。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关注中西古典写作艺术的异同，通过追溯“春秋笔法”与“隐微写作”这两种中西古典写作艺术的形成原因，得出两种写作艺术的区别根本在于中西古典政治哲人与政治权威、民众的关系以及哲学的最高诉求等不同的理解而在根本特质与使用限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深入政治哲学的本原，指出两种写作艺术的区别在于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最终又受到中西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

（第三会议室现场 图）

　　诠释学的当代发展

　　与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创造性地给出了诠释学当代发展的诸多形态，这些形态都应和着时代的不同需求。

　　中山大学（珠海）哲学系教授蔡祥元回应了傅永军教授此前研究中对哲学诠释学文本概念的辩护，他提出“文本诠释空间”这一思想，认为方法论诠释学中具有客观性的文本概念可以与伽达默尔具有开放性的文本概念相结合，因此对语文学文本概念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完全吸收前者。而文本与文本的理解这一区分，实际上是诠释学活动的可能性条件。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国林教授以“诠释与量子诠释”为题，依据“诠释”和“阐释”的含义之辨指出，聚说明、阐释与意义筹划于一体的量子诠释由“阐释—说明—阐释”的循环结构构成，具备区别于经典科学的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的特点。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午奇在题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诠释学何以可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解释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实践”、诠释学的核心概念“理解”以及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诚”具有源初统一性。

　　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副教授宋薇作题为“麦金太尔的叙事诠释”的报告，她将麦金太尔的叙事诠释方法概括为历史性特征、境遇性特征、语言性特征、思辨性特征等四个特征，并指出诠释的过程是经验概念和普遍性知识不断改善的过程，同时也是背景理解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实践智慧就是面向新经验保持开放而克服偏见的经验。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张博在题为“人工诠释何以可能？——试论人工认知与诠释的关系”的报告中论述了人工认知与诠释愈发紧要的关系，他认为人工智能分析语言、文本离不开诠释学思想的引导，并在“自然认知”和“人工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诠释”和“人工诠释”的概念，其中“人工诠释”需要吸取“自然诠释”的经验以提高其诠释水平，但未来可能会对“自然诠释”构成挑战。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丁洁云报告题目为“福柯主体阐释学”，她认为，福柯为建立具有历史性的主体诠释学勾勒出了真理的主体、坦白的主体、规训的主体、疯癫的主体、权力的主体、被治理的主体等不同的解释结构，以此抵抗精神性的丧失，重塑主体灵魂。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丽苹在题为“作为‘弱势思想’的诠释学”的报告中指出，瓦蒂莫提出的“弱势思想”以反基础性质、衰落的本体论及其界域等为价值内涵，这类思想注重存在的逐渐弱化。瓦蒂莫将当代哲学从过去对真理形而上学的固执转变为现在对自身更有限的解释性理解，以此推进了诠释学在当代的发展。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东东以“作为对话开启之前提的‘共同语言’”为题指出戴维森对伽达默尔的误解源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传统对于“语言”之理解的根本性差异。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洪书秀在题为“论保罗?利科的‘痊愈’理想：‘怀疑’与‘证实’的辩证法”的报告中认为，由于“主体性”与“反思性”原则的加入，利科落实了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论断并使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伦理学结合起来，产生了借由相反而又互补的“怀疑”与“证实”之路通向个体“自身解放”的“痊愈”道路。

（第四会议室现场 图）

　　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此次会议的参会学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他们分享了诠释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成果。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牛文君教授在社会学与诠释学的交叉点上思考了韦伯所开创的“理解的社会学”。这种新型社会学要求在解释人类行动时把因果说明与意义理解统一起来，达到“合意向”与“合因果”的统一。牛文君认为，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够克服实证主义传统的局限性，而且也能打破说明与理解的长期对峙，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毛安翼老师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思考了“创造性的法律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三个层次：从存在论来看，法律文本是意义构成物，只有在创造性的解释中才得以存在；从认识论上看，前见是促动创造性的法律解释的力量；从创造性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安定性的相容要求来看，文本以及对话游戏中呈现的事情本身对解释活动具有制约作用，创造性的法律解释因这种制约作用而不会陷入解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张兴娟在存在论解释学和媒介学的相互映照中讨论了媒介的存在方式。首先，她以柏拉图的“洞穴喻”为引并结合培根的“四假象说”分析了传统形而上学对媒介因素的消极处理。其次，她又通过海德格尔对处境性的强调、伽达默尔对前见的正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语言转向”、以及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反思论证了存在论解释学对媒介因素的积极处理，即不再将其当作认识的阻碍，而是当作存在的条件。最后，张兴娟还援引基特勒的“媒介存在论”进一步从媒介学的视角讨论了媒介的存在方式。她得出结论说：“解释学与媒介学的相合暗示出，只有反过来吸收这些社会科学成果，哲学才能与现实、与历史产生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姚成贺结合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与语境论”和利科的“自我与他者伦理”讨论了环境解释学为环境文学批评实践开辟的新视角。他认为“通过扩展由伽达默尔、利科及其他理论家所发展的哲学诠释学的对话框架，环境文学的研究将走向全面探索跨文化群体和不同生物物种之共存状态的道路”，从而“有助于重新思考环境与人类之关联，以及环境文学、自然文学研究的拓深”。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罗俏鹃通过评述国内外伽达默尔美学的学术成果指出，伽达默尔美学虽具有真理性、游戏性、对话性和实践性等“共在”特征，但也缺乏普遍的理论诠释新视角，因此她试图为其美学探索出适应新时代的“共同说”理论并为人类求同存异的生存和理解寻求新启示。

（第五会议室现场 图）

　　本次会议不仅凝聚了汉语学界诠释学及哲学领域的学术中坚力量，也吸引了众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学者参会，提供了各学科思想碰撞、交流互鉴的学术平台，它集中表现了诠释学研究在汉语学界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对于进一步促进诠释学未来的发展，深化诠释学的思想内涵、推动中国诠释学学科建设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邵华副教授主持闭幕式 图）

（闭幕式现场 图）

　　此次会议还开设了研究生分会场，让各大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参与学术研讨，对于促进从事诠释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学术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张兴昌 徐鹏 刘笑溪/供稿）

　　（洪汉鼎先生与研究生交流 图）

　　　　（与会者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