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根源（上）

尚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启蒙的裂缝来自一切强调特殊性、个别性、多样性的说法。就此而言，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复杂的，并不总是朝着一个主流方向，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人类法律不能“一刀切”，要适合不同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一个巴黎人想要的东西，中国人未必觉得好。巴黎人觉得奶酪好吃，北京人觉得炸酱面好吃，但彼此互换，都会觉得难以下咽。再比如休谟怀疑因果关系，认为因果关系并非必然如此，A事件未必一定导致B事件。休谟哲学中的现代因素，在于他看到了事物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未来尚不可预知。休谟看到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偶然性更实际，大量存在于真实的日常生活，无法从逻辑推出。对此，伯林这样写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论证桌子的存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论证此时此刻我正在吃一个鸡蛋，或正在喝一杯水。” ([美国]赛亚?伯林著，吕梁、张箭飞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43页。)几何、算术、逻辑，在这些场合都派不上用场。真实生活就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是破碎的、断裂的、不连续的，甚至是不合理的。这就像我们的上网状态，你凭什么点击这个短视频、这条信息，没有一定之规，因为它是随机的、即兴的。视频与视频之间、信息与信息之间，几乎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关系，它们使你的心情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启蒙思想诉诸于总体性、体系化，但是它忽略了人性一个重要方面，即人会遗忘、注意力会转移，这正是我们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无论多么重大的突发事件，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人们集中关注的时间，大约挺不过一个月，甚至15天都不到。当人们再次想起来或者提起来某件事情时，激动与愤恨都已经大不如前。人们会平淡地说，“那件事挺缺德的”，但知道那事情发生的当天，却是义愤填膺的。这个过程，很像从热恋到婚姻状态的过渡。但这绝不是道德问题，而来自人的天性。启蒙时代预设了如果人们对某个重大历史事实感兴趣，或在某种生活模式中感到幸福，就会世世代代永远如此，这是不可能的。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朝向以上的整体划一、理性至上、科学规范，而浪漫之源，却来自德国。在伯林看来，与人们习惯的印象相反。德国形成了浪漫派，而浪漫的法国人却没有这样的学术流派。究其原因，伯林竟然从人物出身中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贵族、动辄伯爵侯爵男爵，伏尔泰也出身小贵族，总之有一定社会地位，他们自信满满，以为自己身上担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动辄以人类全体的名义发言，而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莱辛、康德、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席勒、荷尔德林都来自社会中下层，有的甚至出身卑微。他们看同时代的这些法国名人，有某种“酸葡萄心理”，它导致我们中国俗话说的“独善其身”以致民族主义。伯林这样写道：“如果你无法从这世上得到你渴望的东西，你就必须教会自己如何不想得到它。如果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你就必须教会自己只想那些你能得到的。这是一种精神退向深处，退向心灵城堡的常见形式……国王或大公没收了我的土地，我不想要这土地。王公不给我爵位，爵位对我丝毫不重要。国王抢我的财产，财产又算得了什么。” （[美国]赛亚?伯林著，吕梁、张箭飞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48页。）那么，这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的手段，返回个人内心的丰富精神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画一个圈，圈起一道别人进不来的墙，以便少受他人的伤害，退缩到尽可能小的空间里。对于法国式的启蒙思想家与德国式启蒙思想家的区别，恩格斯有个说法，大致意思是说，法国人有上街的热情，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德国人是在书房里做拐弯抹角的思辨性的反抗。

　　换句话说，相比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德国文化被边缘化了，由此引发了德国文人强烈的内心生活方式的特征，它是个人化、情绪化的，这就是德国浪漫派诞生的心理条件和时代背景，它蔑视时尚的虚荣、蔑视强权、蔑视财富和社会等级。

　　德国文化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路德，他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矿工，靠个人努力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后在修道院学习神学：“路德说过理性是一个娼妓，我们要避而远之……这个问题整个就是受伤的民族感情和可怕的民族屈辱的产物，这便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如果你问起那些思想家都是哪些人，你会发现，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恰与法国思想家形成一个对照。”([美国]赛亚?伯林著，吕梁、张箭飞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49-50页。)这些德国浪漫派对同时代的法国文人和社会时尚的评价是：矫揉造作、过分讲究、极度自负，一点儿也不了解人的内心生活。困于糟糕的教条和血统意识。这产生了德法文化的隔阂。伯林着重提到哈曼，他是康德的朋友，出身卑微，通过读圣经找到了灵感，上帝直接对他的灵魂说话。哈曼影响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其中有赫尔德、歌德、克尔凯郭尔。哈曼的著述，我以为偏向个人活生生的心理袒露，而这直接与信仰关联。哈曼相信休谟如下的说法：人是靠信念支撑的，如果没有信念，你甚至都不能去吃一个鸡蛋，喝一口水——意思是信念产生动力，这动力不是由逻辑推动的。至于了解一个人，也不能靠概念，而要面对面交谈，看对方的脸，知道他是谁。总之，哈曼用特殊的具体情境取代概念的一般性，要发现特殊之人的特别之处。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我们读一本书，是因为它与别的书不同，一幅画也是如此。因此，不要停留在关于幸福的一般情况，而要指出特别的幸福。人不是他人手里随意操纵的玩偶——显而易见，这正是德国浪漫派所向往的境界：激情、流动、个性，它不同于伏尔泰式的归纳、分类、固定。

　　于是，德国浪漫派不再从理性出发理解上帝，而说上帝更像是一个诗人，不是数学家。浪漫派导致某种神秘主义，它不排斥神话。甚至认为语言表达有局限性，因为语言是理性的，给事物命名或贴标签、分类，这就破坏了生命-身体-大自然的有机构成。数学杀死了人类深邃的精神世界，因为精神不能被石化、数字化。德国浪漫派还歌颂行动突发的热情，即所谓“狂飙运动”，用歌德的一句名言概括：“人的生命是常青之树，而科学是死亡之树。”这种生命的常青，需要特殊理解，因为它不排斥病态的精神，甚至魔鬼般的人物，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就是例子。也许后来尼采的酒神精神，也可以直接追溯到德国浪漫派。浪漫派活跃在非理性领域，面对理性无法理喻的疑难问题。

　　浪漫派的主张完全不同于福柯、不同于20世纪的法国结构主义立场。浪漫派强调作品中作者的痕迹——谁在说，是重要的。这与德里达的想法有某种吻合，就是说，作者、思想家、艺术家的性格、风格、生平经历，对于其创作的作品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浪漫派强调作品的起点。差异不仅体现在文本中，而体现在创作作品的人的差异。这就回到了根，但不是一个根，而是“复”根，这叫做起源的原初复杂性。

　　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第四章提到了席勒。席勒认为人类要经过三个阶段。需要澄清的是，以下发展阶段不应该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比如，希腊人那里已经出现了理性，而当今世界某些地域仍然处于蒙昧与野蛮状态，这叫做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

　　一、蒙昧阶段：这时人身上的动物性占主导，只受吃穿住的物质利益驱动，所谓精神止步于生理冲动，人类通行霍布斯描述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胜王败寇。如果现在还有人相信国家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嘲笑纯粹道义与良心，持这种信念的人，就处于蒙昧阶段，这样的人的所谓激情其实等同于动物性的欲望，这激情当然不属于浪漫主义的“激情”。

　　二、野蛮阶段：顾名思义，野蛮人之所以不文明，首先在于没有人的尊严，不浪漫。之所以不浪漫或者丧失了人的尊严，在于人们服从强横政治、崇拜偶像。

　　三、文明阶段，不同于唯理论的现代制度与法律建设，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浪漫派提出艺术的维度，唯有艺术最能体现自由。在这个阶段不必将激情与理性分开，而是在形式与直觉、规则与自由嬉戏之间，以艺术的方式解放人。这里的关键词是“发明”，发明建立在自由想象力基础之上。这是创造过程中带给我们的巨大愉悦。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摆脱了蒙昧与野蛮状态，不再是与他人之间的利益纷争，不再是由权威随意操纵的木偶。

　　康德与浪漫派有关，伯林称康德是一个“拘谨的浪漫主义者”——但是没关系，他们的理想相似，也就是以人的自主性改变人的自然性、改变蒙昧状态，改变人的动物性。改变野蛮状态，就是，“启蒙不过是指人们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摆脱别人管教的能力，以及使自己变得成熟，能够决断该做什么。” ([美国]赛亚?伯林著，吕梁、张箭飞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92-93页。)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因为康德并没有说人只能自主地决定善举，恶行可能是自主的决定。因此启蒙同时适用于好人与坏蛋，因此启蒙之后仍旧有战争与灾难，比如拿破仑，我们不能说拿破仑是一个绝对的好人或者绝对的坏蛋，他只是想实行某种他自己的自主决断，但显然这里有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权与自由，超越了以上的蒙昧与野蛮阶段，因此康德、黑格尔这些现代人，都高度肯定拿破仑代表的启蒙精神，尽管拿破仑大军酝酿着或者正在侵略他们的祖国。

　　我们可以抽取康德哲学的核心，就是自由，尽管他给自由设置了“应当”，“应当自由”这个表达式含有自相矛盾，显露了康德的拘谨。这是因为他首先是哲学家，而浪漫派是艺术家与诗人。

　　与生俱来的自由——这来自卢梭。天赋人权，成为现代宪法政治的最基本原则。这是人脱离动物世界的最明显标志，是人高傲的特权。它显然与以上的“天人感应”或“三纲五常”处于人类发展史的不同阶段。

　　自由首先表现为选择的自由，选择是一种行为，抹去选择的自由是空的，没有自由的“选择”等于只有一种选择，这等于选择权消失了。换句话说，自由选择不是适应自然，不是人际关系，不是帮派关系，不是江湖关系。自主的判断所产生的观念立场的差别，组成了真正的党派。党派之间不是胜王败寇，你死我活的关系。

　　要区分服从外部世界的因果律与自主意志的选择，也要区分自然状态与艺术状态。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摆脱自身的自然状态之能力，只停留在自然状态的人，是“非人”。换成道德，蒙昧与野蛮状态下的道德，从属于自然状态，它服从丛林法则，利益至上。与自由选择联系一起的道德，属于近现代人类文明的道德——它是中性的，或者说它是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说，它首先不是正确与否、或者善恶与否的问题，而是脱离自然状态的自由问题，也就是尼采说的“精神之高贵”、超人——超越人的自然天性；脱离庸、懒低级状态。

　　我以上将人的自由状态比喻为打造戒指的状态，伯林说了类似的话，他这样说：“事物之所以是这副模样，不是因为它们外在于我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我让它们变成那样；事物存在的形式取决于我如何对待它们，我需要它们做什么……食物不是先于我的饥饿存在的，而是因为我的饥饿它才变成了食物。他（指费希特）说道;‘不是因为事物摆在手边我才想到吃它，而是因为我饿了。那样东西才变成食物’。” ([美国]赛亚?伯林著，吕梁、张箭飞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117-118页。)也就是说，即使类似吃饭这样的“小事”，也来自自主的欲望选择。换句话说，人的状态区别于自在的物的状态，人不是机器。

　　以上又暴露出“谁”的问题，“谁”是人而不是自然，这就是主人意识。换成艺术状态，是内心梦想出一首诗，但人的精神性格各有不同，因此区分各种风格，而正如人类学奠基人布丰所言：“风格即人”，浪漫派会同意这样的说法。伯林转引另一个浪漫派作家施莱格尔的一句话：“强盗之所以罗曼蒂克是因为我使他们浪漫；没有什么天生浪漫的东西。自由是行动，而非冥想。” （同上书，第118页）。所谓自由是行动，这里既指心理行为，也指创造发明活动。这就不再像康德那样的拘谨的浪漫主义，只停留在冥想，而是奔放的浪漫主义，因为加入了行为，介入生活世界。比如设计和制造一枚戒指的活动，一切手工艺活动像一切艺术创造活动一样都是浪漫的。20世纪的艺术家起了一个新名：行为艺术。

　　我们有一种普遍心理是“消极”，将自己的不作为，归结为某种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也就是“找辙”。都怨这个“辙”。于是你对自己说“我实在是没辙了”，一旦这样想，好像心理负担就没有了，忘记了真正对自己负责。从这样的心结中走出来，才有可能真正解放自己。但这极其困难，因为你得不在乎这些“辙”，也就是你不在乎人家认为你一定会在乎的事情，这很危险，而正是因为它危险，你此刻的心情才是浪漫的。

　　我们普遍的消极心理涉及方方面面。例如：我这样发言或者写东西，不是因为我赞同其中的内容，而是因为我只有这样说话，才有我的福利以致安稳的生活——我是身不由已啊！尽管我的言行举止不是出于我的意愿，我身不由己，因为有它们。这些“它们”究竟是谁？“它们”使我们下意识地规规矩矩，以至于变成了某种生理需要，呼吸它们。

　　但是，也不必将以上的消极心理，渲染为某种惊心动魄的情绪，不必完全归结为有人在故意为难自己，我们很平静地这样为自己开脱：我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男子或女子；我之所以不生小孩是因为我养不起，我之所以没写出一本好书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等等。总之，这不是我的错，我是被迫的——但这是一种狡辩，它掩盖了所谓的被迫，其实已经或者就是你的选择，你只是假装那不是你的决定，你只是不愿面对这个决定的后果，以便随时为自己推卸责任。事实在于，正是你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你自己决定这样或者那样发言。

　　你做了什么决定呢？你决定顺从外部世界的某些潮流，这些潮流遵循人们心照不宣的某些因果性，而你只是这些强大力量的工具，你只是一个木偶，任凭那些貌似比你更强大的力量随意操纵。那些心里对自己说“我实在是没辙”的人，都拥挤在“它们”制造的洪流之中，去卷、窒息，人挨着人——你不在乎这些是不行的，因为这会使你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你这多余的人竟然幻想什么浪漫，你想忽忽悠悠飘起来？！

　　关键在于，我们一味消极地接受了现有的一切。而究竟什么是“现有的”是会改变的。极其僵化的顺从心理，它最大的恶，在于它从来不想真正改变什么，首先不想改变自己。但这种消极心理却有一个挺好听的名字：有城府，知道怎么做人——这种人，却永远都有辙。你不要去学习、研究西方哲学，因为这会使你天真、较真儿、怀疑现有的东西，这非常危险，这会使你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被逼退到墙角自我奢侈的人。

　　因此，个人、自由、浪漫，这些字眼是真的不幸。既然已经不幸了，就不要浮在孤独的表层，一遇到风险就混迹于人群里求得苟且的安全。不能只做孤独的业余爱好者，只是作为毫无力量的、互不连接的原子状态，而应该有马克思那样的气魄：“一切（马克思说‘全世界’）不幸的人（马克思说‘无产者’）”怎么办呢？马克思说联合起来，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说得对，你得先解放自己，别先想着解放别人，如果每个人都果真解放了自己，社会或者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就解放了。

　　我们为什么有以上的消极心理呢？它来自教育，这教育来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方面。家庭教育首先得有家庭，但今天的家庭，好像已经不“家”了，传统“家”的要素，早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已无根。学校教育倒是给我们知识，但我们需要人之为人的最重要因素是：创造趣味的能力、独立与勇敢、鉴赏力、追求自由，这些是人格气质的品性。社会教育，它是“逆淘汰”的，它淘汰我前面所说过的“多余的人”。于是，可以理解现如今做一个多余的人，是多么不容易，这是一些意志坚强的人。

　　于是，多余的人写多余的话：知识是死的，知识的力量在于我们知道了前人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你自己的创造能力。有这样一种模式，它鼓励你为了某种目标或者计划而奋斗，它目标始终如一。这种目标式的思维模式，违背人的天性，因为它首先有了结果，而我们预先设定这结果注定能带给我们幸福。你怎么知道你计划的目标是正确的？你会说它来自圣人、智者箴言，或者大家都这样认为。但你忘记了生活细节，也就是你自己的感受。目标（比如荣誉、胜利）这个东西，最好保持在不实现它的状态，它一旦见光就贬值了，它仅仅使你高兴了一小会儿，然后其真实面目就露了出来。目标如荣誉到来的此刻，它一旦被完成就会死掉，而真实的价值来自我们正在创造某样东西的过程之中，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可称其为“意味儿”，味儿连着其他的味儿，期间的替补是性质上的改变，它们没完没了。如果一切都被语言事先“意谓”了，滋味就结束了。

　　要培养创造不同滋味的能力，不同滋味之间并不兼容却也可以互补、相互欣赏，就像有不同颜色的衣服、不同相貌、不同性格的人。如果衣服只有一种颜色、所有人的相貌都一样，只有一种风格，就不再有颜色、相貌、风格。这不再有，杀死人。人之所以活着，就在于人有限又有限制不了的、有东西是难以言表的。

　　于是，语言无法满足人，人创造语言不是为了用语言奴役自己，人发现了语言表达的边界，人要突破这边界，用词语突破词语，就是象征。用有形象的、物质性的元素突破语言，就是艺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感情的内部，我们在不同时刻和环境中反复欣赏同一样东西，比如悲剧《哈姆雷特》和莫扎特的音乐，不同人或者同一个人的心境变了，滋味亦然。换句话说，其中的乐趣来自唤醒未知，给自己发明某种陌生的情调，这些神秘的萦绕是美的，是感受性的深渊。

　　回到那一个总给自己“找辙”人，其心情就不属于浪漫。浪漫属于这样的心魔，相信所陷入的另一种心情是真的，这种魔力来自它把想象的情形当成真的。卢梭假设人的原始状态是善良幸福的，这当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在野蛮人那里有可怕的生活规则。但卢梭的假设自有其价值，这价值来自我们愿意相信卢梭的话是真的，这就像我们愿意在假面舞会上戴着面具跳舞，遇到熟人会有熟悉的陌生。这面具使我们不再是镜子里的自己。这心情的狂欢之情调，就是浪漫的。我们不要让这魔力消失，让它多停留一会，既欣赏别人又自我欣赏。

　　萨特在其小说《恶心》中写道：“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是玻璃镜，这是陷阱。我知道我会陷下去。我陷下去了。那灰东西出现在镜子里。我走近它，再也无法走开。这是我的容貌，我常常待在这里端详它。我不明白它，不明白这张面孔。别人的面孔都有含义，而我的面孔却没有，我甚至说不出它是美是丑。我想它是丑的，因为人家这样对我说。但我并不感到惊奇。说实话，将这种类型的品质赋予面孔，我甚至很反感，难道可以说一块土或一块岩石是美还是丑吗？”（《萨特精选集》第2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萨特写自己在镜子里的面孔根本算不上面孔，而是一块土。他把自己的相貌写进小说里，这心情已经突破了模仿真实。对于别人关于自己究竟是美还是丑的评价，根本不予理睬、毫不在意，因为它只是一块土、是荒芜的野地的一部分，野蛮地、赤裸裸地坦露着，没有一丝人情味。萨特对于“我”在镜子中的映像，做如此这般的魔幻描写，这心态理应纳入现代浪漫主义：事情不是本来是什么，而是我们将其看成什么。

　　最后，我想将浪漫主义还原为这样一种“心魔”，它是一种纯粹自由嬉戏的信念。有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把生命赋予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使精神平庸和萎靡不振的人焕发新鲜的热情，保持对于新生事物的好奇心和精神创造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