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我这里用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做引子。通常提起浪漫，人们首先会联想到法兰西，这不符合事实，浪漫情调来自整个欧洲。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哲学属于浪漫主义传统，因为康德这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 [（英国）以赛亚·伯林 著，吕梁 张箭飞等 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1页。] 康德这说法就是浪漫的，他相当于说，心灵原本是破碎的，一旦用符合规则的语言说出来，心灵就变得笔直了，就变味了，但康德的“三大批判”都用概念语言说话，它掩盖了康德的另一面，“黑暗”的一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这样：在伯林看来，在浪漫的层次上，最不浪漫的应该是给浪漫主义下定义的书，虽然这样的书试图讲清楚什么是浪漫主义，但如上所述，它费的是无用功。次一级的是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这是在用概念语言讲道理。浪漫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作品，不需要出现“浪漫”二字，直接用言行举止显露出来就行了。

　　浪漫是危险与混乱的领域，人们深陷其中，迷失了方向，不可自拔。近现代西方文明由两道交叉的“平行线”驱动：科学的确定性与暗处涌动的激情。如果将确定性还原为智慧的结晶即知识，那么激情则为不确定性，即以爱为标志的感情，合起来叫做“爱智慧”，这就是哲学的原义。但在近现代哲学发展中，作为精神发动机的浪漫、激情、爱被边缘化了，我们忘记了“自由、平等、博爱”首先并非知识，而是激情，连同革命，它们都是浪漫的。

　　两条线索，支配柏拉图理念论的，是科学模式、数学与逻辑模式，它是形式化、观念化的绝对真理，借用但丁与马克思的话说，在科学面前就像在地狱面前，一切犹豫胆怯，都无济于事——这情景冷酷无情，当然不浪漫。柏拉图哲学主导了后来的西方思想，后来所有以科学的名义试图一揽子解决人类幸福的方案，都属于广义上的柏拉图主义，包括15世纪英国人莫尔提出的著名的“乌托邦”理念，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还有18世纪拉美特利著名的“人是机器”、19世纪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期间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甚至还包括“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发明，原义是关于社会的数学，它来自与孔多塞同期的另一法国思想家西哀士。到了20世纪，罗素试图将数学还原为逻辑……所有这些，都是或明或暗的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它们用某种一劳永逸的模式、恒定不变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似乎一旦如此科学化了，人世间的苦难、怀疑、罪恶、愚蠢就将永远消失。

　　我们不要仅凭直感抱怨“一刀切”的简单粗暴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有以上的历史渊源，而且异化为各种各样的口号式政治，这个模式永远是真理，而且永远对我们说：“我是为你好！”如果你现在对这个看不见的、无处不在的、已经大数据化了的、非人的、按部就班运行的政治机器说，“求你了，你别这样对我好”——这机器是听不见的，因为它不是人。

　　但是，公允地说，高度形式化了科学、数学社会模式的初始动机是好的，它想解放人，却不曾想将人高度套牢。用卢梭的话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我们已经体验到枷锁的枯燥乏味。回顾启蒙时代的历史，它说“我们”——我们走在大路上。但它忘记了真正的顺序，没有“我”，就没有“们”，这也适用“社会主义”的提法：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社会生活，再主义，这才是公正合理的秩序。事实上，启蒙时代先有了比较充分的社会生活的准备，它不是自上而下指令性计划的结果，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运动，沙龙、咖啡馆、美术馆、优雅的谈吐、得体的衣着、优美的舞姿、欢快的音乐——但我们描述这些现象时，只有朝向其中所暗藏着的焦虑不安与释放个体的身心自由，才是浪漫的，它得有危机或者危险所焕发的热情。如何理解“马赛曲”呢？这高昂雄壮的旋律有自相矛盾的两种因素。换句话说，一方面这里有现代意义上的同志或者公民的起源，它是志同道合者的共鸣或齐唱。另一方面，是不同个人的自愿结合才获得同志或公民的称谓，个体有原始的自由，只是现在让渡给社会的自由。当我们说马赛曲是革命者浪漫之歌时，我们要区分其中的两种自由之间的微妙且本质的差异。因为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社会打着“自由”的旗号去奴役活生生的个人。这又是结果背叛了初衷。

　　社会需要稳定，个人却不能平淡如水。不能将个人精神生活的丰富、个性、风格贬低为“混乱”，我们需要后一种“混乱”，否则稳定是枯燥乏味的。创造风格是个人的能力，而所有社会成员都举手却有可能导致某种平庸。社会规则是公正合理的，这也是来自某些极具天赋的个人生产的精神作品被广泛接受，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总之，规则来自某个人的发明，一旦我们忘记了这个源头，规则就陷入僵化。

　　浪漫者不适合当政治家，因为一个政治家越浪漫，就越有可能使社会陷入灾难，因为浪漫的政治家会给社会带来自己的风格，它往往表现为个人的雄心或者野心，而社会的稳定运作要局限在一般规则、守住生活常识的政治家就是合格的。

　　浪漫者往往由文人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追求精神生活的纯净，他们创造精神产品，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学艺术。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甚至也不屑于适应社会。对忠诚于国王没有兴趣，甚至缺乏生活常识。他们相信精神的高贵，相信诚实与正直。显而易见，从权力角度看，他们是脆弱的，容易被强权一扫而光。一个文明社会理应让这些人尽情发挥其特长。真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批评家，都是这样的人。

　　浪漫属于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浪漫即人，因为人首先就是他或她自己。浪漫是危险的，因为无论思想还是文学艺术的创作都需要在某一方向走极端，一种越轨。浪漫者不通世故，但浪漫者可以信心满满地说自己可以创造将要来的生活时尚，这是真的，贝多芬、雨果、拜伦、雪莱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把生活混同于自己的作品创作，以至于将自己搞得疯疯癫癫神经质。伯林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讽刺这些浪漫的天才：“不，愚蠢的人，你们这些傻瓜和白痴，一本书不可能是一盘汤；一本小说不是一双靴子；一首诗不是一只喷壶；一出戏不是一条铁路。” [（英国）以赛亚·伯林 著，吕梁 张箭飞等 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17页。] 但是浪漫者对一切嘲讽不理不睬，他们自己已经享受过了。

　　关于浪漫主义，人们有各种相互矛盾的激烈说法，就好像在描述不同人的不同精神性格，比如：浪漫主义是一种精神疾病，好像在梦游、逃避现实生活、狂热的渴望、灵魂自我游戏时的欢愉，永远都在说自己。

　　伯林对浪漫主义特征，有生动形象的描述，这里原文抄录：“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世纪病，是美女，是死亡之舞，是雪莱描绘的彩色玻璃的圆屋顶，是不可穷尽的多样性，是骚动，是暴力，冲突、混沌，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一致。它是陌生的、异国情调的、奇异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是废墟，是月光，是精灵，是巨人，是幽灵，是吸血鬼，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是非理性，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它又是令人感到亲切的，是对自己的独特性传统一种熟悉的感觉，是对日常生活中愉快事物的欢愉，是对瞬间的喜悦，是对永恒的意识。它是怀旧、是幻想，是迷醉的梦，是甜美的忧郁和苦涩的忧郁，是孤独，是放逐的痛苦，是被隔离的感觉，是能量、力量、意志、青春，是自我的展现，它也是自虐、自残、自杀，是打扮的欲望，是红色的背心，绿色的假发，是染成蓝色的头发。浪漫主义是爱出风头的，是怪癖。浪漫主义的英雄是反叛者，是厄运缠身的人，是纯洁的该等妓女和心智高尚的罪犯。简言之，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对独特细节的逼真再现。” [（英国）以赛亚·伯林 著，吕梁 张箭飞等 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9，第21-23页。]

　　启蒙与浪漫，是一片树叶的两面，失去其中一面，就不再是树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更熟悉这片树叶的正面，也就是18世纪正式发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建立起现代世界政治法律经济制度。我们中国也是这场启蒙运动的受益者。换句话说，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中国已经“西方化”了，只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国情，显示出极其复杂的现状。

　　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伯林指出，启蒙运动的思想支柱如下：1. 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真问题。2. 所有答案都是可知的。3. 所有答案必须是相互兼容，意思是说，答案之间不能在逻辑上相互矛盾，不允许出现亦此亦彼的悖论。

　　显而易见，以上三大支柱来源于科学，首先是逻辑与数学，然后是牛顿物理学，它们都是普适的、永恒的客观真理，这种理性的态度被用来观察人类社会，就有了社会科学。18世纪是理性获得全面胜利的时代，启蒙思想家相信真理一定战胜谬误，相信世界上只有人类尚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不能认识的事物，因此拒斥一切神秘性。理性的时代就这样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启蒙思想家不相信神意启示、不相信传统、不相信经院哲学的教条。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昂然向上的精神风貌，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

　　伯林写道，启蒙思想家相信，“唯有一种方法可以发现答案，那便是正确运用理性，像数理科学运用归纳那样，这是获得基本答案——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唯一方法。既然这些答案已经在物理和化学领域结出硕果，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们应用于政治、伦理、美学这些更加复杂的领域。” [（英国）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吕梁 张箭飞等 译，译林出版社，2022，第26页。]例如，你高兴、你沮丧、你绝望、你自杀，你无聊、你厌倦、你逃跑——所有这些都与科学本身毫无关系。至于你说这些情绪与你自己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科学的态度是根本听不懂的，它现在已经发展到大数据无人监控的时代，我说过了，它不是人，没有人的感情。因此无人负责，所有人的冤屈都无处申诉，你无法和人工智能较劲，它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无人可比。但是且慢，机器是靠人输入某种程序才开始运转起来的，第一道程序指令究竟是谁下达的？这就是启蒙的裂痕，启蒙忽略是“谁”或者缘起的问题。这个谁，可能聪明，也可能愚蠢，这个谁说永远为你好并且输入了一道自以为使你长远幸福的指令，你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科学，已经经过了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得出了符合必然性的结论数字，这正确的数字，比如说是48。但这就出现两方面的严重问题，第一，如果有权输入指令的人不够聪明也就是愚蠢，他算错了，所有人都跟着错。第二，如果48是美丽的初衷，这初衷认为得到48之后，人类必将幸福，但就像萨特笔下的自学者有毅力读完图书馆里全部图书以获得拥有知识的幸福，可是却发现目的实现之后，远不是这么回事。此刻，自学者耸耸肩，两手一摊：“接下来呢？”数字对人的奴役，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你的命——被你的智能手机掌握着，你得小心伺候，比如手机窗口“健康宝”有三种颜色：绿码、红码、黄码，它们分别对应以上的+1，-1,0，然后指令下达了：-1的是禁止，+1意味着通行。但你别抱怨，因为这是科学，是以科学的名义。至于学者，博士，一个跑不掉，你以为你是谁？你也等同于一个数字。

　　以上，我一点讽刺的意味都没有，指出的只是，将某种普遍性、形式化的规则推广到极端，推广到生活的一切细节所造成的后果，与启蒙的初衷恰恰相反，它不仅没有解放人，反而使人不舒服、不方便，甚至奴役人。也许一句话就能对它形成挑战：我不在乎这些数字，我逃跑！但是且慢，我问你，你往哪跑？无论你跑到哪里都有数字跟着你，除非你把智能手机扔掉，成为赤裸裸的原始人，但倘若这样，你活不了多久。

　　如此看来，更智慧的状态，应该把数字与生活分开，数字或者逻辑，是没有人性的。数字的危害，在于它有标准答案，比如只有1和0，或者说是正确与错误。但是人性，或者人并非为了活得正确而生活的，人要活出趣味，所谓有意思，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

　　那么，18世纪启蒙思想的极端化，它的裂痕恰恰在于它在规划人“应该如何”的同时，遗忘了人性本来的模样。人性无法逻辑化与数字化。

　　启蒙的弊病在于它是人类自觉自主的假设、涉及、计划，这是伟大的自主性，所谓“人为自然立法”，这种全面理性的态度，如上所述，可以最终还原为某种公理或者公式，所谓规律或者必然性推动了科学发现与发明，但它在为了人的同时却忘了人，忘记了人除了自主性还有自发性。所谓自发性，指不由自主的因素。你高兴、你沮丧、你绝望——这些属于不由自主的欲望或者本能、它属于当下的你，如果你和别人诉说，别人是听不太明白的。

　　启蒙的弊病在于遗忘了个人，它嘴上在追问“我是谁”，其实是在回答“我们是谁”。它忘记了私德或者私密的自由，而只是将美德知识化。所谓知识化指的是构成美德的各种元素之间，可以兼容：自由、平等、博爱之间可以相互推出，但这好像是在逻辑演绎，无视其中的悖谬，正如尼采的说法，自由与平等之间好像并不兼容，自由与高贵相关，而平等，或者每个人都等于1，却导致普遍的平庸。

　　撬开启蒙裂缝的，来自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哲学心理学，它返回个人心理的复杂性。逻辑无法解决个人心理问题，浪漫是心理的疾病。按照传统启蒙，“如果有人说真理会给人带来痛苦，那么肯定有办法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英国）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吕梁 张箭飞 等 译，译林出版社，2022，第33页。]但是，你不能说我的心情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启蒙无法面对这样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诘难：“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不感兴趣！”这个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因人而异——有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且是不兼容的、无法化解的。所谓不兼容，指的是人的心情忽而这样忽而那样，言行不一（这出自人的自发性）。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这样描写一个人的真实心情，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有类似心理：就在我气得不得了的时候，只要你给我一个洋娃娃，我的气立刻就消了。换句话说，人有任性的本能，而如何任性，朝着哪个方向任性，却是因人而异的。

　　任性与思想与艺术的创作有关，广义上的创作都涉及美或者美学，但18世纪的美学和启蒙思想一样，认为人应该拿一面镜子照自然，就是复制已经存在的事物。伯林写道：“世上存在着一些普遍的模式，艺术家能够把它们融入他的意象之中，就像哲学家和科学家把它们融入他们的命题之中一样。” [（英国）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吕梁 张箭飞 等 译，译林出版社，2022，第34页。]所以，我们看那个时代的油画都是逼真的描画人物肖像和自然的景物，甚至可以以假乱真。典型化的人体比美女更美女，以至于可以使你爱上画中的美女而不是真人，因为艺术家会依照自然的完美模型矫正自然不够完美之处。与其说这是艺术，不如说是科学。作为绘画形式，这样的画法在20世纪已经过时了。

　　如果人都画得如上那样典型之美，那么瞎子瘸子妓女乞丐就不值得画，因为他们不美。那么艺术的题材就选择了“崇高的、伟大的、高尚的”（例如宗教故事），似乎题材本身就已经具有优劣了。但是现代艺术，自从波德莱尔开始，割裂了真善美的统一关系。美可以存在于看似不起眼的犄角旮旯、看似无价值的地方。只要刺痛人的神经，甚至给人以某种强烈的精神创伤，就是美的，因此才有《恶之花》，而美不再呼唤传统启蒙的永恒价值，美在当下，要抓住瞬间的美好。

　　传统启蒙相信真善美的统一，听上去非常美好，但究竟什么是真、善、美，是经过挑选的。谁有挑选资格呢？这又是谁的问题。谁来认定这个资格？就像《萨特的世纪》的作者在谈到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谁有资格给笛卡尔颁奖？国王吗？这个谁，既是起源又是个人，只要一涉及事情是如何发生，就要贴近真实的情形本身，就有凹凸不平的具体场景，某种强行的统一掩盖了事情的真相。

　　传统启蒙相信有某种完美无缺的东西，就像几何学家相信有完美的圆。18世纪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大都相信这种唯理主义观点。他们轻视事件、轻视历史发生的细节。以往人类记述自己的历史，会记录个人、一个君主、船长、个人征战的丰功伟绩，我国古代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这样写历史人物的。但从18世纪起，历史让位于受到观点指导的观念的历史，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首次提出了“历史哲学”概念，也就是总体性或整体性的论述，历史成为“用实例说话的哲学”。这种历史观的眼光针对人类的相同，跨越到现当代，就到了所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某种宏大叙事，它假定人类关于幸福的观念都差不多一样，似乎可以由此建立起一门如何幸福的科学。从哲学学理上说，这种观念是建立在某种强因果关系基础上的。伯林说，“这种可能是最不历史的历史观，恰好就是18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历史观……这就是启蒙运动时期通行的观念。很清楚的是，在艺术领域，这些观点导致了对于形式化、高贵性、对称性、均衡性和明智性的偏好。” [（英国）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吕梁 张箭飞 等 译，译林出版社，2022，第38-39页。] 总之，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人类正在进步，所谓“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也。至于歇斯底里、癫狂神经质、纸醉心迷、玩世不恭、悲悲切切、何日君再来，这些浪漫因子一概属于不正经，或者叫做“无用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