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旭旻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早期希腊哲学承载了2000多年的学术史，无可回避地会涉及后来者针对它所做的哲学的或哲学史的研究，并与这些研究者自身的哲学构成一种对照关系。在这些研究者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亚里士多德。这不是说除亚里士多德以外没有其他重要的研究者，例如，柏拉图对早期希腊哲学就有过很多评论，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诠释模式长期占据学术传统的主导地位。这一情况直到19-20世纪才发生了变化。在19-20世纪，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论证，亚里士多德将早期希腊哲学界定为自然哲学并以自己的本原理论贯穿其始终的做法，在针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思想史诠释上有可能导致一些根本的理论错误或时代错乱。

　　我们今天反思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对早期希腊哲学的建构，这一反思本身应当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无疑就是“反思”，而第二、第三个要素则涉及反思的对象，这既指向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本原理论，又指向早期希腊哲学。

　　因此，在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这三个要素的讨论：

　　一、我们今天是如何以本原为核心来把握早期希腊哲学的理论构架的？

　　二、亚里士多德是如何从自己的本原理论出发对早期希腊哲学进行哲学史建构的？其中，我们又需要区分三个层次：1.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本原概念是怎样的？2.他在自己的哲学中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3.他如何从他自己的本原概念出发来讨论早期希腊哲学的？这第3点不仅是两千年学术史、而且也是今天的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理论内容。

　　三、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哲学史建构究竟是他自己的理论或概念的一种滥用，还是一种哲学史的重构？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主要会涉及20世纪以来的一些学者对此的讨论。

　　四、延伸思考，我们今天研究早期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古代哲学的理论预期应当是什么？这可能是我们研究的更深远的目的。

　　一、反思当今国内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解释框架 

　　我以国内最通行的教材《西方哲学史》（第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编写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为例，来展现在今天我们对早期希腊哲学最一般的框架性理解。可以看到，按照这个解释框架，我们实际上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立场出发，首先将自然界定位为作为事物总和的世界和宇宙，其次将自然看成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本原。因此，我们会说，最早的希腊自然哲学家要么将本原视作“变化的一”，例如 “水”（泰勒斯）、“无定”（阿那克西曼德）、“气”（阿那克西美尼）、“火”（赫拉克利特），要么将本原视作“不变的多”，例如“数”（毕达哥拉斯学派）。其后的巴门尼德则将“本原”视作“不变的一”，再晚一些的早期希腊哲学家又提出了四根、种子、原子等元素论的观点，将本原视作“变化的多”。这些可以被看成是关于早期希腊哲学本原理论的一阶表述。在此基础上，《西方哲学史》教材将本原看成既是世界的起源，也是事物存在、运动、变化的原因，并按照本原问题包含的一和多、变和不变这两对矛盾，将早期希腊哲学的本原观划分为四种立场，即“变化的一”“不变的多”“不变的一”“变化的多”。这些可以被看成是关于早期希腊哲学本原理论的二阶表述。

　　无论是对本原理论的一阶表述还是二阶表述，实际上都不是对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们自身思想的原始表达，而是依据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所做的思想建构。如果我们尽量以早期希腊哲学家自己的基本术语来说，我们可以将他们思考的自然概括为如下五个维度：（1）事物总和的世界，（2）世界（及其事物）的起源/始基，（3）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因，（4）事物，（5）非事物。其中（4）又可以分为（4.1）单一物质整体状态（水、气、火）和（4.2）元素（众多物质微粒）。（5）又可以区分为（5.1）数（无物质规定性）和（5.2）“是”（真判断/存在论），等等。

　　二、亚里士多德建构早期希腊哲学的“本原”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对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本原理论做些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用以解释或者建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本原”概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形而上学》“词典卷”中的本原概念

　　《形而上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五卷也被称作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词典卷”，其中第一章是对“本原”（Ἀρχὴ/Beginning）这个哲学术语的含义的具体论述。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将“本原”的含义概括为以下七项：（1）事物运动的起点；（2）事情最佳的生成点；（3）事物生成的内在初始；（4）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外在来由；（5）造成他物运动变化的主宰；（6）制作他物的技术；（7）认识事物的出发点。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把所有原因（αἴτια/Cause）也视作本原，并将“本原”概念的各项含义概括为存在或生成或认识的开始点。由此，自然、元素、思考、意图或统治力、实体或实质、目的、善、美等等，不论它们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理论主题还是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关注，都被亚里士多德称作“本原”。

　　2. 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哲学中是如何使用“本原”概念的？

　　《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一章只是亚里士多德对“本原”这个哲学术语的含义的概括，与他自己对“本原”概念的使用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依据Terence Irwin和Gail Fine编纂的Aristotle Selections的术语表，可以将亚里士多德自己对“本原”概念的使用概括为五个方面：（1）开端或源头，也即任何事物必须与之相关的先导；（2）来自事实而非语言或者思考命题的“四因”；（3）作为思考和表达的预设、前提、公理，也即论证、推论、描述或理论当中的在先命题或信念；（4）认识上的真的无条件起点；（5）实践活动中的权威、主宰力量或意图。

　　当亚里士多德将“本原”作为思想工具或者依据的时候，它更多地不是在自然起点或者原因的意义上被使用的，而是指基准意义上的原理、原则，也就是英语里的principle或者德语里的Prinzip。

　　3. 亚里士多德如何从自己的“本原”概念出发来讨论早期希腊哲学的？

　　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在《论天》第三卷、《物理学》第一卷和《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对早期希腊哲学进行探讨的。

　　《论天》第三卷所讨论的是自然物的运动或者说生成，在其中，亚里士多德也对元素的本性、数量以及是否有形状、是否永恒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并特别讨论了元素之间、元素和自然物之间的生成问题。《物理学》第一卷既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导论，也是对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其思想核心的哲学史记述，奠定了以本原作为世界和其中的事物之还原论起点的理论架构和哲学史编纂模式。将《论天》第三卷和《物理学》第一卷作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物理学》第一卷不再像《论天》第三卷那样停留于自然物本身或者其构成元素的层面讨论事物的运动与生成，而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照，就事物的变化基础、对立面的相互生成、有限/无限、单一/复合等在“本原”层面上的问题进行纯理论的探讨。这不仅将早期希腊哲学在事实层面上的自然探讨纳入了以“本原”为核心的纯哲学框架，而且还为基于形而上学的自然探究奠定了基础。此外，《物理学》第一卷围绕τὸ ὄν（是/在/有）对巴门尼德和麦里梭的批判，使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解释严格限定在承载物及其属性、自然物之所是与所非、万物之一与多的范围之内。由此，亚里士多德不仅以“本原”概念串联起对早期希腊哲学家思想的一阶表述，而且还将它们整合进了本原以及变与不变、一与多的二阶表述框架之中。

　　至此，我们完整回顾了亚里士多德以“本原”理论建构早期希腊哲学的哲学史工作。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追求不会止于仅仅只是评述和批判前人的工作。他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范围，将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放置于他所说的理论智慧的框架内，这不仅再次定位了他们的本原理论，而且还从第一哲学的立场出发对这些本原理论进行了评价。在那里，他甚至没有使用“本原”这个术语，而是依据自己的四因说、形式/质料说、目的论，对早期希腊哲学家做了批评，认为他们对τὸ ὄν（是/在/有）的思考并没有在理论智慧的层面把握到真正的原因和起点。

　　三、二十世纪以来对亚里士多德的质疑与支持 

　　二十世纪以来，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解释框架。Harold Cherniss1935年出版的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resocratic Philosophy认为，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哲学家完全有可能站在自己的视角和理论立场来探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思考体系，并对他自己的问题给出具有因果关联的答案。但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质疑，这种探究是历史性的，还是仅仅为了他自己的问题而假设的？亚里士多德不仅有可能误解了哲学前辈的思考体系，而且也有可能误解了他们的思考动机和意图。

　　J. B. McDiarmid 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Theophrastus on the Presocratic Causes”响应了Cherniss对亚里士多德早期希腊哲学史探究的批评立场，他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历史事实本身根本不感兴趣，而仅仅是为了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对前辈们的思想感到兴趣，只是因为他们为他自己的思考提供了材料。据此，McDiarmid认为，亚里士多德不仅修改或歪曲了前辈们的观点和立场，甚至还从前辈们的学说中阐发出它们可能并不具有的含义。

　　二战之后最著名的古代哲学史家W. K. C. Guthrie则认为以上批评走得太远。他在1957年发表的论文“Aristotle as a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Some Preliminaries”中表示，如果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解释像Cherniss等人所说的那样完全不符合思想史的真实，那么我们便几乎不可能对早期希腊思想家展开研究，同时，研究也将不再具有价值。因为学术史的事实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史研究通过塞奥弗拉斯特影响了希腊化时代的整个学述传统。即使是Cherniss本人也承认，我们所拥有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残篇及其内容，是由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家从自己的哲学思考出发对早期希腊哲学进行的解释和表述所构成的，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和表述是主要的思想材料来源。如果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尚且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后世学者就不能够对早期希腊哲学进行评估了。

　　Guthrie引述Cherniss对四因说的讨论以反驳后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按照Cherniss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一卷把早期希腊哲学的思想解释为是对他自己的四因学说的摸索。但是，Guthrie指出，亚里士多德自己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表示，他之所以回顾早期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为了对自己四因学说的因果关系模式的正确性和充分性进行检查，从中发现早期哲学家们所提出的一些不同类型的原因，并对它们与四因学说的不同进行探讨。因此，Guthrie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批评并非歪曲，不是将他们的思想套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以便党同伐异，而是根据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概念、理论、解释框架，讨论他们做了什么，做到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理论后果。不仅亚里士多德，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制于自身的哲学预设，但亚里士多德至少比我们更接近、熟悉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和思考，比我们拥有更充分的文本和历史证据，从而我们应当对他的表述有更多的信赖。

　　四、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诉求与目的 

　　最后，谈谈在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应当追求的理论目的。不论Guthrie对亚里士多德多么维护，依然无法消除我们对学术史的不信任。以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对早期希腊哲学的建构为例，我们确实面临两个更为技术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关我们考察哲学史的范围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某位古代哲学家，我们应当依据什么样的思想文本，并在多大程度上去回顾整个古代哲学史，而不只是去面对和理解其中的一个部分？例如，在考察早期希腊哲学时，我们除了考察亚里士多德的本原理论之外，还要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哲学史的考察范围？

　　第二个问题同哲学史研究的理论目的有关。我们在对哲学史的历史学兴趣之外，是否可以对哲学史上的思想文本只存有纯粹理论的兴趣？如同拉普引述的Jonathan Barnes在其另一本著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导言中针对Guthrie等古典学者或者哲学史家所言：“此前的学者们追问，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说过什么，什么样的外在情境使他们说出这些；但是他们却不去问，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说得是否正确，他们所说的是不是基于合理的论证。”

　　对于第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终极回答。对此，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现实学术案例。当代西方古代哲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热门是希腊化哲学，其中的一个衍生领域就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数百年里更多后出学者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接受史。然而后世学者以记述、汇编、注疏、解释的文本方式所传达出来的早期希腊哲学，实际上也是经过了改造、批判、发挥甚或是歪曲、扭曲、拼接。当代的很多学术工作就是在谨慎而繁难地对此类历史文献条分缕析。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早期希腊哲学的研究需要考察更大范围的哲学史文献。

　　对于第二个问题，Barnes在其Early Greek Philosophy的导言中，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偏见和片面性进行批评的同时，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根本上是正确的，早期希腊哲学当中的每一个基本内容都可以看作是科学解释观念的发展环节。拉普也将从Barnes到David Charles的哲学史兴趣概括为“历史性的哲学方法”，即从考察古代文本出发，进行哲学研究、给出哲学论述，强调哲学史问题与当代哲学的关联。或许拉普更赞同另一位当代古代哲学学者Michael Frede的方式，他代表了对历史学兴趣和哲学兴趣的重新整合。他在其Essays in Ancient Philosophy中提出，考察某些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接受某种哲学观点的正确理由，是研究哲学史的哲学型进路，而这种正确理由与我们自己接受某种哲学观点的理由可能极不相同，“相当一部分古代哲学思想不能从我们自己认为好的理由出发来理解。”拉普赞同Frede，主张研究古代哲学史需要有“整全性”视野，必须理解整部古代哲学史。

　　（根据希腊哲学专题讲座“反思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构建”的对谈发言整理。李秀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