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怡 四川大学哲学系

　　不同于当前学界哲学史研究者把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论述当作学述文献的一般性意见，常旭旻表面上是在对亚里士多德本原问题做专题化研究，实则有更深的方法论关切，即以专题研究为实验、实例，反思古代哲学史或古代哲学研究的诉求与目标。因此，他不止以提供一种对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的见解为己任，还把这一理论建构本身视作具有启发性的哲学史工作或对既有哲学研究进行重构的经典，将亚里士多德本人处理古代哲学的策略与当代学界的工作进行互质，以探索古代哲学文献研究的新方式。

　　由此，这一研究本身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史工作，而是一种撰史（historiography）反思，即便尚无明确的答案，却暂时悬搁了二十世纪以来任何一种既有的阐释立场，这些立场要么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转述既不全面也不忠实，破坏了学述文献的客观性，要么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重构，是最有哲学价值的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思想研究。作者在这两端之间辩证地梳理了学界的努力。“辩证”的意思是指，这一梳理工作充分展现了哲学史研究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之间的交争。从1935年Harold Cherniss批评亚里士多德、为早期希腊哲学做辩护开始，常旭旻站在史学真实性的立场对此予以质疑，引出了“二战之后最著名的古代哲学史家W. K. C. Guthrie”的工作。后者认为哲学史必须回到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也即忠实于所引述的哲学家的思想本身。这是一个新的标准，在新的标准下，Guthrie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工作的价值，认为他不仅仅是利用早期希腊哲学思想建立己说，同时也忠实反映了这些思想。

　　但这一新的标准也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历史的真相也许是早期希腊哲学在思想上不敌亚里士多德，但它们提供的不同思想范式仍旧可以启迪后世。留基波（如果我们把原子论追溯到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思想由德谟克利特所发展，中经伊壁鸠鲁至卢克莱修，而为现代人所认知。它不仅激发了现代科学的诞生，而且在科学史上成为现代物理学家摆脱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不断推动理论物理的进步，并被当代理论物理学所印证。而在哲学思想内部，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哲学的重视，使后者成为海德格尔摆脱形而上学传统的借径。

　　一经意识到撰史的新标准，“即使Guthrie对亚里士多德的维护，也依然无法彻底消除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学术史的不信任”。古代哲学史的研究者就不断发现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歪曲”。常旭旻偱此逻辑线索，提出对“古代哲学史或古代哲学研究的诉求与目标”的反思，并指出如果我们以史学真相为诉求，“那么……我们确实面临两个更为技术的问题”。这让我们得以延续考察这一新标准下的学界成果，同时也给另外的路径保留了可能。

　　实际上，常旭旻随后指出的技术性问题集中在他给出的第一点上。这是关于史学真实性本身的问题，如何恢复历史中思想的真相比之恢复历史事件的真相似又更难。这既是观念史本体的问题，也是阐释学真理的问题，即，如何把握文本真意或作者原意（抑或否认它们）。在文本处理的纯技术方法上，里尔学派的André Laks等学者提供了一些操作方案，其成果像作者指出的，“当代西方古代哲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热门是希腊化哲学，其中一个衍生领域就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数百年里更多后出学者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接受史……当代的很多学术工作就是在谨慎而繁难地对此类历史文献条分缕析”。

　　但无论尼采、黑格尔还是之后的阐释学诸家对历史之真和文本原意的思考，都让这个问题变得相当复杂。由此，常旭旻指出“第二个技术问题”，这实则是哲学本身的问题。他在此谨慎地保持着对历史之真的追求的肯定，以区别于“历史的滥用”（尼采语），同时，借克里斯托弗•拉普总结这一努力在于强调历史学与哲学研究本身的结合：“拉普也将从Barnes到David Charles的哲学史兴趣概括为‘历史性的哲学方法’，即从考察古代文本出发，进行哲学研究、给出哲学论述，强调哲学史问题与当代哲学的关联”。常旭旻显然更为赞赏这一态度，并且更为同情一种以前人工作为新哲学问题起点的哲学史做法。

　　虽没有言明，人们也可以猜想这是常旭旻从亚里士多德重构工作中获得的教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重构工作，在常旭旻看来具有这样的特性：尊重前苏格拉底哲学本身，同时将之作为他所面对的当代的哲学问题的思想资源。这在常旭旻本人对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建构的考察中是有所揭示的。从《形而上学》词典卷对“本原”的界定，到对《论天》、《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早期哲学家相关内容的钩沉，常旭旻把亚里士多德本原问题的研究揭示为对早期希腊哲学家思想的专题化，同时，又以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当代问题关切，重新规划了这些前人的思想资源可以应答的新问题。

　　常旭旻清晰地指出了亚里士多德如何以本原问题为脉络重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工作，其中也隐含了他对亚里士多德建构策略的肯定，因为这也正是他期待的古代哲学史或古代哲学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只有完成了第一哲学建设的亚里士多德才能更好地对此前的本原理论进行整体的反思和评估，或者说，评估前人工作的正确性来自于一个能整体性对之进行批判的新立场。因此，常旭旻才使用了“一阶”、“二阶”这样的概念，将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整理作为一阶工作，而将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概念分析作为二阶工作。其中，他还用到“整合”一词，认为二阶工作有对一阶工作的整合，言下之意便是强调在哲学史或对前人思想的回顾性研究中的一种“整全性”的统握。他借拉普说道：“或许拉普更赞同另一位当代古代哲学学者Michael Frede的方式……研究古代哲学史需要有‘整全性’视野。”这未尝不是他的自我表达。

　　常旭旻讲座的主旨就在于对这一方法的确立，然而，他所开辟的问题囿于时间未及展开，其实还有尚需明确的问题空间。亚里士多德如果当真提供了一种哲学史反思的“整全性”，那么，这种“整全性”是否如作者设想的那么理想呢？或者，更进一步说，“整全性”又是否真得是一种理想哲学史的根本特征呢？亚里士多德和早期希腊哲学家在“本原”问题上的理论竞争涉及的线索，至少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他批评早期自然哲学家不重视对逻各斯的研究，以至于使一种他们自己所追求的理论科学无法真正确立。而逻各斯本身的本原（Ἀρχὴ）包括了矛盾律的研究，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三卷“问题卷”中所言明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早期自然哲学家只研究物理学，而不关心辩证法。这个判断使得他和柏拉图在对巴门尼德的阐释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也使得“整全性”概念模糊了起来。我们可以问，亚里士多德漏掉了巴门尼德思想中可能涉及的辩证法的本原问题了吗？这种取舍所摒除的早期希腊哲学的某些面向，是否会让“整全性”有缺憾呢？

　　如果说“整全性”不是指在前人思想内容和论题上的面面俱到，而是指亚里士多德取舍前人思想的原则本身的高阶性，是它带来了更普遍的视角，就像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定位的那个理由，因为是第一性的，所以是普遍的，那么，要证成反思理论和被反思的学说形成了一种高下等级关系，这就如形成一个判教系统。采取这种撰史方式的最大代表就是黑格尔，他将哲学历程的历史发生与其思辨哲学彻底融合，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本人也以反思的方式与反思对象一道融入这一哲学史考察，从而达成一种“整全性”视野。当然，这是黑格尔在“思想思想思想”中获得的灵感，常旭旻并没有在他对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建构工作的考察中有类似发现。

　　所以，要理解作者提出的“整全性”，更为适合的方式，也许是将之理解为建筑术式（ἀρχιτεκτονικός）的理论所追求的整体性。Ἀρχιτεκτονικός这个希腊语形容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用语，用以形容他整合所有附属知识门类以建立整体性学说的方式。顾名思义，就像建造工程一样，这个理论注重各门知识的相对独立性，又强调知识之间的过渡。从而在知识图景上，迥异于柏拉图提供的金字塔式，也完全不同于后世的知识树或块茎的意象，这种建构理论的方法要求我们也要对收纳其下的各知识来源进行一一考察。

　　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单体建筑中，就本原问题与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关系而言，正如作者在文章开篇强调的：“亚里士多德的本原理论是如何对早期希腊哲学进行哲学史建构的？其中，我们又需要区分三个层次：1.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本原概念是怎样的？2.他在自己的哲学中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3.他如何从他自己的本原概念出发来讨论早期希腊哲学的？”作者精炼地做了这三个层次的勾画，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在前两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之间，对于哲学史的研究而言，似乎还应当扩大对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得以建构的思想资源的考察。

　　因为，亚里士多德固然有其创建，比如，他的自然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并非无机自然，而是生命体，这一偏重与其他自然哲学家有所不同，这体现了他重构前人思想的主动性的一面，但作为对此前思想的接受者，亚里士多德也受到前人的影响。这个面向对于哲学史的研究也极为重要，毕竟，思想间的互动关系并不只是一场来料加工活动。其中，除了早期自然哲学家，还有早期希腊的医学文化，经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家族以及希波克拉底而被他所接触，更不用说他的直接启迪者柏拉图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理论家，都对他的本原学说的建立有深刻影响。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史素材基础上，在亚里士多德对材料的取舍之间，才能显露出早期自然哲学家在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创作中的地位，也才能最终理解与之相关的哲学史撰述方法本身。

　　（根据希腊哲学专题讲座“反思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构建”的对谈发言整理。李秀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