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昱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正如常旭旻指出的，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诠释模式长期占据学术传统的主导地位，以致我们很难脱离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从事早期希腊哲学研究。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采信亚里士多德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各项基本判断，甚至将早期希腊哲学理解为最终产生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必要环节呢？如果我们认为早期希腊哲学或前苏格拉底哲学与古典希腊哲学以及晚期希腊哲学一样，都有其作为自身的研究价值，便有必要将它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区别开来，尝试探求关于早期希腊哲学具体观点和发展逻辑的不同理解方式。

　　一、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早期希腊哲学

　　亚里士多德在很多著作中都有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详细论述。我们无需断言这些论述是否包含对前代哲学家观点的误解或歪曲，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澄清早期哲学家的观点，而是为了追求“智慧”本身。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评判早期希腊哲学的贡献和不足时，并不一定基于他对这些哲学理论本身的同情的理解，而更多地是从自己的概念和解释框架出发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对早期希腊哲学的各处论述看出。

　　常旭旻指出，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家本原学说的论述可见于三部著作：《物理学》、《论天》和《形而上学》。我们看到，即便在这三处不同文本中，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家观点的论述也没有遵从相同的问题意识。首先，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一卷的目的是探究运动变化的一般逻辑结构。为了揭示这一结构，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本原展开研究，探究其数目和内容，《物理学》A 2-6对早期希腊哲学中本原数目的论述便服务于这一目的。在《论天》Γ 4-8中，亚里士多德同样回顾了前代哲学家的本原学说，对多元论和一元论分别展开论述，但他在此处试图回答的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物质元素的数目和性质的问题。虽然《论天》第三卷与《物理学》第一卷都围绕本原数目对早期哲学家展开研究，但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截然不同，前者旨在探究事物的物质构成，后者则将运动的一般结构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对前代哲学家的论述服务于亚里士多德对其“四因说”的阐发。在他看来，第一哲学以追求智慧为己任，智慧要求我们给出原因，为了确认我们究竟要探究全部哪些原因，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的“四因说”。《形而上学》第一卷通过对前代哲学家本原学说的考察，确认了在“四因”之外更无别的原因，对智慧的寻求只需围绕“四因”展开研究。

　　这样我们看到，虽然亚里士多德在不同文本中都对早期希腊哲学展开论述，但这些论述事实上服务于不同的理论目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研究并不能被认为是将早期希腊哲学自身当成一门有独特研究价值的学科，而是将其作为他自己的哲学的一部分呈现出来。正是在批判和继承前代哲学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相较于之前的一切体系都更为完善，更接近真理。

　　二、亚里士多德的局限

　　由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早期希腊哲学置于本来的历史背景和问题意识中进行研究，因而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表述不光在其论述内部存在矛盾，还与很多流传下来的相关残篇存在不一致。由于没有客观地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他就必然会忽略早期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会遮蔽早期希腊哲学的某些内容，使我们难以窥探它的全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本原是否具有持存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A3, 983b6-b18断言，本原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并不经历生成和毁灭，始终作为构成这些事物的基本元素。这一判断对巴门尼德之后的多元论者来说基本准确，但我们很难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伊奥尼亚的早期希腊哲学家。

　　首先，Algra在“The beginnings of cosmology”一文中已经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A3, 983b20-984a3中对泰勒斯“水本原说”的解释并不足以支持水不光是宇宙的开端、还持存于整个宇宙生成和存在过程的观点。一方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泰勒斯可能认为水对宇宙来说，类似于万物开始生长时所必需的营养（983b22-b27）。我们并不一定据此认为营养或水持存于生命的整个过程，毕竟随着新陈代谢，无论是营养还是潮湿，都只是生长的开端，而没有持存于生命生长的整个过程中。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还猜测泰勒斯受到神话学家的影响。神话学家将海神作为众神父母（983b30-b31）或众神中最古老、最高贵者（983b32-b33），但这种解释显然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本原具有持存性的观点格格不入，我们只会认为海神作为一切生成的开端，却不会认为之后的诸神是海神幻化的某种形式，更不会将海神视作“持存”于后来诸神之中的物质元素。因而最谨慎的假设是，泰勒斯只声称水是万物的开端，而不是宇宙生成过程中的持存者。

　　本原学说，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认为，宇宙的产生不过是单一本原的性质变化过程，没有真正的生成和毁灭。亚里士多德在《论生成和毁灭》也从这一点出发对早期一元论者进行批评。但在学术史上存在大量与亚里士多德上述判断不一致的记载。例如，在阿那克西美尼德的证言（DK13 A7）中，希波吕特明确使用“被生成（γ?νεσθαι）”描述事物由气而来的变化过程，并使用“后代（?πογ?νων）”指称生成物。赫拉克利特在残篇中也常使用“出生”和“死亡”描述发生在不同事物之间的生成变化关系，例如：“土之死(θ?νατο?)是火之生(γ?νεσι?)，火之死是气之生；气之死是水之生，水之死是土之生。”（DK22 B76，参见DK22 B36）正如我们不会将子女的出生理解为父母改变性质的结果，也不会将父母作为子女出生、成长过程中的持存者和构成物，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自然物的“出生”和“死亡”等同于某种持存者的性质变化，上述残篇中所描述的变化过程也只能是具有特殊本性的不同个体的真正生成和毁灭。

　　虽然我们当下接受的很多早期希腊哲学观点都是通过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一手创立的漫步学派获得保存的，但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并非流传至今的唯一材料来源。经由柏拉图和辛普利丘保存下来的学园派的文献便是一个可以与亚里士多德论述相对照的重要来源。通过反思亚里士多德论述内部的不一致，比较亚里士多德论述与其他来源的相关记载的差异，也许能够引导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早期希腊哲学研究的局限，引导我们在不同记载的差异中突破既有的解释框架，尝试从不同角度丰富我们对早期希腊哲学的理解和解释。

　　三、一个关注自身的早期希腊哲学研究

　　一旦我们质疑并试图提出一套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解释方案，就必须阐明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换言之，当我们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研究，并期待将早期希腊哲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时，就有必要明确自己期待的究竟是何种理论成果，该成果具有何种价值。如果我们试图推进对早期希腊哲学本身的研究，我们的目的必然不限于单纯的文本考据，更期待呈现出一种可能的哲学史叙事，甚至一种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及其一众支持者）的对哲学史的理解。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是否需要像巴恩斯所主张的那样，将早期希腊哲学中的各项内容都看作是科学解释观念的发展环节？如果我们预设各个具体的哲学体系都遵从某个统一的、融贯的发展逻辑，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将所有早期哲学家的大部分工作还原到一个一以贯之的哲学史叙事中。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削足适履，以至于我们回过头发现，在将早期希腊哲学体系化的工作上，似乎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做得更好。但我们是否需要假设古希腊哲学自始至终都围绕相同的问题意识开展理论建构，进而使哲学史呈现出一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并不尝试通过对哲学史的学习构造出唯一一种哲学，并将这种哲学视作整部哲学史的完善和顶点，那么便可以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并不必然围绕相同的哲学问题进行沉思，而可能针对不同的理论问题发展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古希腊哲学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哲学家们尝试探讨不同的问题，可以依照他们所面对理论问题的相似性和差异，将他们分为不同的学派、甚至更具体的哲学史分期。

　　上述对哲学史的理解能够很好地解释存在于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哲学的评述中的各种困难。具体来说，亚里士多德尝试解决的问题很可能与伊奥尼亚学派、埃利亚学派以及受巴门尼德影响的恩培多克勒等人都不相同。如果我们尝试理解某个哲学家或哲学学派本身的思想，当然需要回归他们所处的时代，明确使他们从事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最终同情地还原和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他对早期希腊哲学的阐释，着眼点并不在于做哲学史的梳理，而是从对前代思想的辨析中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因而在涉及前代哲学家的思想时，亚里士多德所要做的不是回归前代哲学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而是将前代哲学体系作为思想资源为己所用，服务于他对自己所关注的各种问题的论述——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还原早期希腊哲学本身，便不能再满足于全盘接受亚里士多德对前代学者的重构了。

　　（根据希腊哲学专题讲座“反思亚里士多德本原理论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构建”的对谈发言整理。李秀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