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 李晶）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新的前沿：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哲学院分会场“古代哲学与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10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慕尼黑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在研讨会上分享了他们在古代哲学与跨文化交流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探寻人性的共性和哲学的普遍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古代先贤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有力地证明了哲学探索的永恒性。从东西方文明古国到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我们祖先的哲学探索至今仍在与我们产生共鸣，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孔子、孟子、老子，对古代智慧的研究揭示了令人惊叹的思想多样性，每一种思想都对存在的本质、伦理、政治和人类状况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古代哲学和文明仍然重要。当我们面对相互联系的全球世界的复杂性时，古代哲学提醒我们人性的共性和哲学探索的普遍性，通过研究不同文化的不同哲学传统，我们可以培养更广阔的视野，促进理解、共鸣和相互尊重。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最前沿的思想、接触不同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能创造知识纽带、建立学术共同体。

　　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布丽姬特·布拉舍（Bridget Brasher）首先就“柏拉图是否认为模仿是现实性的？对《理想国》第十卷艺术批评的分析”这一主题作出报告。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认为，诗歌等模仿性艺术会给人的灵魂带来不良的构造而应被禁止。这一立场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争议。其中一种解读是“模仿性艺术由于逼真地描绘了它所要描绘的事物而使人败坏”。布拉舍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并指出正是因为模仿性艺术只能描绘表象而非事物本身，所以才总是失实的，没有必要主张诗歌和艺术是对事物本身的逼真描绘。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庞雅文围绕“孟子与亚里士多德论爱”详细阐述了孟子哲学中的“仁”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友爱”概念。孟子主张人们应该无条件地主动去爱所有人，以爱为基础的德性可以塑造理想的政治体。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同体的纽带只能是利益型友爱，而不可能是利他的友爱。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德莉亚·布奥吉奥诺（Andrea Buongiorno）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不矛盾律的范围”，提出学界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辩护的不矛盾律的具体版本的范围或外延存在分歧。根据一种解读，亚里士多德不承诺同一非本质属性是否满足不矛盾律，而另一种解读认为他支持了更全面的不矛盾律版本。布奥吉奥诺提供了详细的文本及理论上的论述，支持更为全面的解读。

　　清华大学戴碧云认为，盖伦用逻辑和解剖学的知识更新了柏拉图理智灵魂位于大脑的论证。学界对盖伦是持不可知论还是物理主义者存在不同观点。戴碧云对以冯斯泰因为代表的物理主义解释作出反驳，认为盖伦对灵魂实体持不可知论，并对混合理论进行了亚里士多德式质形论改造，持一种质形论观点。

　　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帕维尔·恰科夫斯基（Pawel Trzciakowski）就“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中的自由意志与善的等级”这一主题阐述了奥古斯丁四等的善的价值理论。他详细介绍了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对各种善的论述，以论证奥古斯丁并没有受到斯多亚学派“中立物”学说的影响，因为这一学说不符合奥古斯丁关于存在与善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曹嘉芮指出，面对“荀子之‘欲’不能成为道德动机”的诘难，需要基于荀子的“欲”概念本身，在性-情-欲一体的理论基础之上，证明荀子的“情之所欲”实际上是一种向善的自然情感，能够通过推动心产生按规范行动的意向，促成道德行为。

　　凝练适用于时代的理论思想

　　本次论坛还开放了网络讨论，邀请世界各地网友共同探讨古代哲学思想。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田楚雨通过对国外网友Curzer（克泽尔）所援引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三处文本的再阐发，对其以“真理独立于好人存在”阐释“好人看到真理”提出质疑。她详细论证了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好人是定义“合德性的行为”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好人之好先于规则，以此提出一种对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建构主义理解。

　　北京大学李文琪探讨了“亚里士多德论思虑的起点”这一问题。他论证了谋划总是起始于愿望，而不可能是欲望或意气，由此出发阐述了谋划如何构成确定实现愿望所规定的目的的手段，并反驳了认为不自制者和不节制者有起始于欲望的谋划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陆君瑶阐述了“马克思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对‘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启示”。她认为，马克思是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根据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凝练适用于时代的理论思想，其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科学方法，为当前“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方法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谷民德（Moritz Kuhlmann）的报告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进路及方法论：西方的视角”。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研究者，他从西方视角出发，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基本理念成功替换其所包含的西方文化理念，这种替换具有中国特色。